深德我神宗皇帝，意似可和”④；一面密奏“黄得功、刘良佐皆阴与□（虏）
通”⑤，意在挑起朝廷对黄得功、刘良佐的猜疑，以便自己乘机行事，拉拢黄、
刘叛变投清。弘光朝廷见左懋第、马绍愉被拘留，陈洪范却被释回，事有可
疑，认为陈可能是清廷的间谍，却并未追究，仅令其回籍了事。①
弘光君臣派出的北使团既没有相应的武力作后盾，适足以自取屈辱，真
可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左懋第被拘禁于北京，清廷曾多次劝说其投降。
左懋第坚贞不屈，到弘光朝廷覆亡后，被清廷处死，时为1645 年闰六月十九
日。②
北使的失败，在弘光朝廷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少数官僚已经看出清廷
以代明“复仇”为名推行灭明之策，要求当政诸公改弦易辙，不要沉浸于“借
虏平寇”的美梦之中，认真做好防止清兵南侵的准备。御史沈宸荃上疏说：
② 以上时日据陈洪范《北使纪略》；左懋第《恭复谕旨疏》也说：“臣等自十月二十七日□（虏）兵随向
南行”，见《萝石山房文钞》卷一。
① 《清世祖实录》卷十一。
② 《清世祖实录》卷十一。
③ 张怡《..闻续笔》卷四。
④ 谈迁《国榷》卷一百三，排印本六一六八页。
⑤ 顾炎武《圣安纪事》上。
① 黄宗羲《弘光实录钞》。按，曹寅《楝亭集·楝亭文钞》，《重修周栎园先生祠堂记》云：“顺治二年
乙酉，前明背约羁使臣，王师南伐，破淮阳，席卷而下，草昧廓清，东南底定。”曹氏所书完全违背事实，
清朝蛮横地羁留了弘光使臣左懋第等，双方并没有签约。
② 见《南疆逸史》卷九《左懋第传》；《流寇长编》卷十八。
“虏、贼今日皆为国大仇。自东沈失事三十年来，兵财尽耗于虏，故贼起而
乘之。及贼逆不容诛，复巧借复仇之名，掩有燕、齐，是我中国始终受虏患
也。故目前之策，防虏为急，贼次之。以讨贼为先声，以防虏为实着。何也？
虏势已急，贼势已稍缓也；贼罪可声，虏之罪未可声也。故于讨贼，则以某
师扼吭，某师拊背，某师捣坚。或姑再遣一使，阳约为犄角之势，以大振复
仇之声，而其实节节皆为防虏计，此所为以讨贼为先声，以防虏为实着也。
虏明知不受款矣，而我款之者不嫌谆复，凡金人所以愚宋，我转用以愚虏。
贼见我与虏尚通，则必不敢复与虏合。贼为虏强，尽力备虏，而我亦得专意
防虏。虏防既固，然后乘贼隙徐图之，此所为以款虏为虚声，以御贼为实着
也。”①
可是，作为督师大学士的史可法却另唱一个调子，他在疏中写道：“屡
得北来塘报，皆言虏必南窥，水则广调丽舡，陆则分布精锐，尽河以北，悉
染腥膻。而我河上之防，百未料理，人心不一，威令不行。复仇之师，不闻
及于关、陕；讨贼之约，不闻达于虏庭。一似君父之仇，置诸膜外。近见虏
示，公然以逆之一字加南，辱我使臣，蹂我近境，是和议固断断难成也。一
旦寇为虏并，必以全力南侵；即使寇势尚张，足以相距，虏必转与寇合，先
犯东南。宗社安危，决于此日。”这段文字似乎说明史可法看到了清兵南下
是主要的危险，然而语言的混乱透示出思想的混乱。既然明知清廷拒绝接收
弘光“国书”，使臣被辱，“和议固断断难成”，又说什么“讨贼之约，不
闻达于虏庭”。更荒谬的是，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把自己梦寐以求的
“联虏平寇”推而广之，断定如果大顺军兵力尚强必然会同清军结为联盟，
“先犯东南”。接着提出建议：“今宜速发讨贼之诏，严责臣等与四镇，使
悉简精锐，直指秦关。”②显然，直到北使破产以后，史可法仍然不改初衷，
以大顺农民军为主要敌人。
① 李清《南渡录》卷四。
② 《南渡录》卷三。
第四节 弘光朝廷的军政和财政
在南京建立的弘光朝廷就人力、物力而言，对清方、大顺政权占有非常
明显的优势。它控制着半壁江山，淮河以南是当时中国人口最密集、经济最
发达的地方，而且受战乱破坏最小。然而，弘光统治集团的腐朽比起崇祯朝
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内部又陷于严重的倾轧纷争之中。特别是作为政权主要
支柱的军队已经蜕化成了将领维护和扩张私利的工具。他们敌视人民，又都
是农民军或清军的手下败将，怯于公战，勇于私斗；遇敌望风而逃，视民如
俎上之肉。弘光时期江南文人冯梦龙有这样一段话：
..而余更有虑者，在军政之未立。夫军政之未立，非无兵也，有兵而若无兵，
且其害更胜于无兵，是以虑也。古者用兵宁使饷浮于兵，不使兵浮于饷。今未具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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