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得知大顺军已经占领北京，明朝廷覆亡时，就同山海关总兵高第一道接
受了李自成的招降，归附大顺政权；黎玉田被委任为大顺政权四川节度使，
奉李自成之命与明朝投降总兵马科领军西行收取四川。至此，秦岭、淮河以
北的明朝军队已全部收编，地方除辽东外均为大顺政权接管。
③ 《清世祖实录》卷二十。
④ 乾隆三十九年《永平府志》卷二，《封域志·纪事》。
第二节 大顺政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失误
历史曾经给予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统一全国的机会。1644 年春天，大
顺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接管了包括山海关在内的黄河流域全部疆土，推
翻了以朱由检为代表的明朝二百七十七年的统治。摆在李自成面前的任务是
怎样才能站稳脚根，实现一匡天下的目的。这一任务实际上取决于两点：一
是他应当认识到辽东兴起的满洲贵族建立的清政权是同大顺政权争夺天下的
主要对手，加强针对辽东的防务是新生的大顺政权存亡的关键。二是在汉族
文官武将大批倒向自己的情况下，大顺政权必须在政策上作出重大调整，尽
量缩小打击面，由打击官绅地主改为保护他们的利益。这二者是互相关联的。
崇祯朝廷的覆亡除了它的腐败以外，主要原因是战略上两线作战，陷于左支
右绌的窘境，造成两大对手力量不断的膨胀。大顺政权既然继承了明王朝的
“遗产”，避免重蹈崇祯朝廷的覆辙，理应在最大程度上争取汉族各阶层的
支持。自明中期以后，缙绅势力已经成为社会上举足轻重的力量，能不能争
取到他们的支持直接关系到大顺政权在管辖区内的稳定和遏制并随后解决辽
东的民族对抗。
从当时形势分析，大顺政权的领导人如果能够高瞻远瞩，对全国形势有
清醒的认识，完全可以采取正确的对策。首先，李自成必须放弃对官绅地主
实行的追赃助饷政策，代之以轻徭薄赋、整顿吏治。就财政而言，李自成1643
年以前，为维护贫苦农民利益实行三年免赋，以没收明朝藩王家产和对官绅
追赃助饷来解决数量日增的军队和政权经费的需要，有其历史的必要性。占
领北京以后，接收了明朝皇帝的内帑，没收同朱明王朝关系密切的宗室、国
戚、勋贵（指明朝开国、靖难以来所封世袭公、侯、伯爵）、太监的全部家
产，可以解决军队和政权的经费，即便需要向官绅士民征派部分赋役，为数
也相当有限。只要采取这一措施，就足以赢得绝大多数汉族官绅的支持，结
成共同对付满洲贵族的阵线。在这种情况下，清方面临的不是原先腐朽没落
的明王朝，而是一个新兴的、充满活力的汉族为主的政权，双方的力量对比
将发生很大的变化，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顺政权日益巩固，清方在人
口（兵源数量）、物资方面的劣势肯定会越来越明显。
然而，李自成为首的大顺军领导人并没有依据形势的变化在政策上作出必
要的调整。他们仍然以农民利益的维护者自居，在管辖区内继续实行打击官
绅地主的追赃助饷政策。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农民起义中建立的
政权都是封建政权。李自成起义军从1642 年（明崇祯十五年）下半年开始在
河南一些府县建立地方政权，1643 年在襄阳建立中央政权，次年正月在西安
正式立国建号。按照这种观点，甲申三月明王朝的灭亡不是被农民起义推翻，
而是为一个新兴的封建政权所代替。可是，持上述观点的人却缺乏把自己的
逻辑贯彻到底的勇气，因而陷于自相矛盾的境地。也有的史学工作者认为李
自成为首的农民政权推行的“免赋”政策并不是免征而是减免，这是不正确
的。大量史实表明，大顺政权（包括其前身）在1644 年六月兵败退回西安以
前，在广袤的地区内都是以追赃助饷代替按田亩计征的赋税。各地文献都表
明大顺政权委派的官员到任后几乎毫无例外地拘拿明朝官绅追赃助饷。如甲
申三月，刘芳亮部占领大名府，“布州县伪官，毒掠缙绅”①。进占广平府之
① 康熙十一年《重修大名府志》卷六，《年纪新志》；又见康熙十五年《元城县志》卷一，《年纪》。
“次日，拷掠乡绅，以官职大小定银数之多寡，惨不可言”②。高阳县令王瑞
图到任后，“奉贼令逼索乡绅，名曰助饷”③。灵寿县“伪令郭廉持符至灵寿，
勒乡绅捐饷，恣为横暴”④。肥县县令石传声下车伊始即“置乡绅于狱，比饷
银”⑤。临城县令段献珠履任后，“索饷银，毁坊扁，免荒税”⑥。派往山东
的大顺军将领郭升“以精贼数万略行齐鲁，张官置吏，四出赴任，旬日间遍
于海岱。..奉其敕追掠缙绅，桁杨接踵，相望于道”⑦。济南府“有户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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