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张琚者，谓之催饷司，拷掠宦家子，俾助饷。其被掠者以万历来科目为
断，计三十余家。刑具夹桚外，有铁梨花、吕公绦、红绣鞋之名”⑧。阳信县
“夏四月，逆闯伪令搜罗邑绅子弟蠲赀助饷，各五百金，勒限追比”⑨。邹平
县令王世传上任后“阳言蠲赀租，刑逼乡官，渐及富户，谓之追饷”①。北京
聚集着明朝廷大批中央机构的官员，从三月下旬开始，未被大顺政权选用的
官员大抵发往各营追赃助饷，“言卿相所有，非盗上则剥下，皆赃也”②。四
月初八日，李自成发现这一举动在政治上已经造成不利影响，下令停止，被
押官僚无论完赃与否一律释放，但各地的追赃活动一直延续到大顺军战败西
撤为止。与此同时，我们却没有见到大顺政权在甲申五月以前有征收赋税的
记载。某些文献由于文字含混给人以大顺政权在退回西安以前就曾征收赋税
的印象，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其内容，不难发现所“征”得的银、粮一般都是
整数，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按亩计征的赋税不可能是整数，只有追赃才会出
现这种情况；另一种是征发制造军需物品的翎毛（制箭用）、钢铁等，也不
能说是正规的赋税制度。这些都说明大顺政权在北京的鼎盛时期没有制定赋
税政策，仍然停留在追赃助饷的阶段。
应当承认大顺政权追赃助饷政策的革命性，它证明李自成虽然已经即位
称帝，大将们受封侯、伯等爵，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穷苦兄弟，没有放弃
维护农民利益的基本宗旨。处于十字路口的大顺政权在关键时刻跟不上形
势，陷于茫然失措的境地。李自成一方面采取了部分办法招徕官绅，一方面
又大范围地以追赃助饷打击这个阶层。在追赃过程中官绅们巧取豪夺所得的
家赀难以保住，而且往往遭到刑拷，官绅体面扫地以尽，这对于大批归附大
顺政权的官绅地主来说确实是非始料所及的。官绅地主的归附大顺政权，正
是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不惜在政治上变节，把过去痛骂的“闯贼”李自成当作
新的靠山。然而，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失望了，明朝廷中央官员被录用的占
少数，地方官员由于大顺政权选用的原则是以未曾出仕的举人为重点，吸收
的明朝官员所占比例很小，就整个官绅地主而言基本上处于被打击的地位。
他们在饱尝铁拳之后，不胜愤慨地说：“是岂兴朝之新政哉，依然流贼而已
② 乾隆十年《永年县志》卷十二，《兵纪》。
③ 雍正八年《高阳县志》卷六，《杂志·兵事》。
④ 康熙二十四年《灵寿县志》卷七，《孝义》；又见同书卷一，《地里》附《纪事》。
⑤ 雍正十年《肥乡县志》卷二，《纪事》。
⑥ 康熙三十年《临城县志》卷八，《述考志·事迹》。
⑦ 乾隆五十三年《德州志》卷十二，艺文，程先贞《何振先传》。
⑧ 乾隆三十七年《历城县志》卷四十一，列传七，《忠烈》。
⑨ 乾隆二十四年《阳信县志》卷三，《灾祥》。
① 康熙三十四年《邹平县志》卷四，《职官》。
② 吴殳、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
矣。”①当大顺军所向无敌时，官绅们慑于大顺政权的兵威，一般不敢公开反
抗，但已经暗中“人人饮恨，未及发也”②。有一种记载说庶吉士周钟因有文
名受到丞相牛金星的重视，他积极参加大顺政权的活动，常说“江南不难平
也”。一些明朝官员私下对他说：“闯残杀太甚，万难成事。”周钟回答道：
“太祖（指朱元璋）初起亦然。”③其实，朱元璋在天下未定之时是“礼贤下
士”的，对官员的大批屠戮和谪戍是在坐稳了皇帝的宝座以后。周钟的比拟
并不适当，只是反映了被大顺政权录用的少数官员的一种希望。总之，李自
成等大顺军领导人未能依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在接管区内大搞
追赃助饷，把业已倒向自己的官绅地主推回到敌对地位，是极不明智的。当
人们津津乐道“闯王进京”后如何如何腐化变质终于导致“群众”不满，归
于失败的时候，本书作者却认为正是由于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没有完成封
建化的质变，才被汉族官绅勾结满洲贵族所扼杀。
在军事部署上，也突出地反映了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缺乏战略眼光。
从万历末年起辽东的满洲贵族军事力量日益崛起，成为明朝廷棘手的课题，
而明末农民战争的全过程又是同明清之战交织进行的。为了抵御满洲贵族的
进犯，明朝廷多次从陕西三边抽调兵将。按情理说，李自成在西安决策大举
东征，以推翻明王朝为目标时，就应当对下一步迎战清军做到胸有成竹。事
实却完全相反，他几乎没有意识到清军将是同自己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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