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尽诬蔑之能事，决不仅是“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而是在南明政权肇
建伊始之时反对福藩继统的一股暗流不择手段展开的政治斗争。
清人戴名世对这段公案作了以下论断：“呜呼，南渡立国一年，仅终党
祸之局。东林、复社多以风节自持，然议论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
祸，卒致宗社沦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诛哉！自当时至今，归
怨于孱主之昏庸，丑语诬诋，如野史之所记，或过其实。而余姚黄宗羲、桐
城钱秉镫至谓帝非朱氏子。此二人皆身罹党祸者也，大略谓童氏为真后，而
帝他姓子，诈称福王，恐事露，故不与相见，此则怨怼而失于实矣。”②杨凤
苞也说：“及谓福王亦伪，乃出东林、复社爱憎之口”，“盖阮大铖欲尽杀
东林、复社诸君子，向后诸君子追憾其事，并恨王之任大铖也。造言汗蔑之
不已，复奋断曰：‘是非明之宗室也。’甚疾之之词尔。”③杨氏的基本论断
是正确的，但他认为这类谣诼蜂起乃“诸君子追憾其事”，恐怕未必。因为
抓住伪太子、“童妃”案大闹是在弘光在位时期，弘光朝廷的内部纷争严重
影响了自身稳定，无暇北顾，特别是一些东林—复社人士依附地处南京上游
的世镇武昌的军阀左良玉，更增加了弘光君臣的不安全感。马士英、阮大铖
明白要扼制住拥立潞藩的暗流，必须援引江北四镇兵力作后盾。从这个意义
上说，弘光朝廷迟迟未能北上进取，同东林—复社党人的兴风作浪有密切的
关系。杨凤苞还说：“明末南都之亡，亡于左良玉之内犯。”①左良玉的兴兵
② 李清《南渡录》卷五。
③ 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七。福王朱常洵婚期在万历三十二年正月，见《明神宗实录》卷三九二。
④ 谈迁《枣林杂俎》仁集《慈銮》条，谈迁自述笺文是他起草的。后来他在《北游录》《纪詠下》有《泊
广陵驿记甲申八月陪高相国迎慈銮于此追感》诗。
① 李清《南渡录》卷二。
② 戴名世《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见《戴名世集》，中华书局1982 年版，第三七四页。
③ 《南疆逸史》中华书局1959 年版附杨凤苞跋文。
① 《南疆逸史》中华书局1959 年版附杨凤苞跋文。
东下，固然有避免同大顺军作战和跋扈自雄等原因，但他扯起“救太子”、
“清君侧”的旗帜却同某些东林—复社党人所造舆论一脉相承。
上面批驳了黄宗羲、林时对、钱秉镫等人的荒诞，并不是仅限于探讨史
料的真实性，更无意于钻究宫闱秘事，而是说这三人的记载透露了弘光朝廷
上党争的激烈情况。真正的策划者未必是他们，因为弘光一朝党争闹得势同
水火，而黄宗羲等人在当时朝廷上并没有地位，掀不起那么大的风浪。直至
社稷倾覆，江山变色，东林—复社党人仍把责任全归之于弘光昏庸、马阮乱
政，自我标榜为正人君子，实际上他们自己也是一批追名逐利、制造倾轧的
能手，对弘光朝廷的覆亡负有直接责任。
第二节 睢州之变和史可法南窜
弘光朝廷的督师大学士史可法是“联虏平寇”方针的主要倡导者和执行
者。1644 年十二月，赴北京“酬虏通好”的如意算盘遭到清方断然拒绝，正
使左懋第、副使马绍愉被拘留，陈洪范回到南京，除了掩盖自己暗中降清的
种种无耻行径以外，也报告了北使的失败。史可法在奏疏中说：“向所望者，
和议获成，我因合敌之力以图贼，而遂其复仇雪耻之举。今使旋而兵踵至，
和议已断断无成矣。向以全力图寇而不足者，今复分以御敌矣。”“今和议
不成，惟有言战。”①似乎他在考虑同清军作战了。然而，史可法的真实意图
仍然是尽量避免同清方兵戎相见，继续一厢情愿地谋求与清军配合镇压大顺
农民军。
1645 年（弘光元年、顺治二年）初，史可法亲自安排了高杰率军北上，
这是弘光朝廷惟一一次向黄河流域推进的军事行动。只是进军的目的不是针
对清廷，而是想在扑灭“流寇”中充当清军的盟友。正月初九日他奏称：“陈
潜夫（河南巡按）所报，清豫王自孟县渡河，约五六千骑，步卒尚在覃怀，
欲往潼关，皆李际遇接引，长驱而来，刻日可至。据此，李际遇降附确然矣。
况攻邳之日，未返济宁，岂一刻忘江北哉！请命高杰提兵二万，与张缙彦直
抵开、雒，据虎牢；刘良佐贴防邳、宿。”②可见，史可法的部署是明军北上
至开封地区后即向西面荥阳、洛阳一带推进。高杰出师时，也曾给驻守黄河
北岸的清肃亲王豪格写信，信中说：“关东大兵，能复我神州，葬我先帝，
雪我深怨，救我黎民。前有朝使谨赍金币，稍抒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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