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天津云台学宫的农学院、器械学院，也将纺机和轧花机的设计改良（包括抄袭）作为了重要课题，还发布了高额的奖金。这些年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众多的家庭纺纱工坊和家庭织布工坊，也在新兴的天津东市地区大量出现。所生产的天津棉布不但产量很高，而且质量也非常不错。当然了，天津的纺织业距离工业革命的水准还差不少呢，估计没有个一二百年的发展，是不会有工业革命的……
长芦盐则是大规模晒制的海盐！在武好古割据燕地前，属于沧州管辖的芦台盐场就是个生产海盐的地方。不过当时使用的是煮盐的法子，成本很高，产出的食盐质量也差。所以在武好古接管盐场后，就提出了“晒盐法”，并且让云台学宫自然学院立项研究。四年前终于有了突破，生产出了质优价廉的“长芦盐”，足以和青盐、解盐这些盐矿出产的上等盐（比较干净）竞争。
当然了，京东商市的盐商（海州也是产盐地区）很快就抄袭了晒盐法。产出的海州盐足以和长芦盐竞争。在蔡京推行钱引法后，长芦盐和海州盐一块儿横行大宋，把别处的井盐、池盐、海盐都打得溃不成军！
至于界河船那就不用说了，绝对是最高水平！只有吸收了大食、波斯造船工艺的泉州造船业可以与之竞争。
而天津市的酿酒业也极其发达，除了高纯度的蒸馏酒，普通的烧酒（指可以加热饮用的低度酒）、果酒也发展的非常不错。
当然，在钱引改革后，京东商市也出现了大量的酒厂（原本宋朝实行酒曲和酿酒管制，在钱引改革后，只需要用钱引购曲即可），酿造的美酒同样行销天下。
顺便说明一下，现在东亚、东南亚这块的制造业也不是大周共和国一枝独秀的。一枝独秀也长久不了，有竞争才能不断进步！
而对以天津市为核心的大周制造业构成竞争的，则是以京东商市、上海商市、明州商市、泉州商市和广州商市为核心的大宋东南制造业。
中国东南地区的制造业其实一直是牛逼的，从宋朝开始一直到工业革命，在世界上都是数一数二的。武好古一手打造的天津市，当然不可能把它们一网打尽。
而且天津市工商业的崛起，对东南诸商市构成的其实是良性竞争。东南诸商市同时又是天津市的模仿者，它们凭借自身得天独厚的条件，吸收了天津市的经验和技术，又拥有“理性派”大学的加持，还从提前到来的大航海时代中获益匪浅。
另外，天津市还是东南诸商市事实上的保护伞……
纪忆把天津市抬出来，在场的宰执枢密们都哑口无言。
如果他们不让东南诸商市赚钱，岂不是让天津独得大利？
至于将周国排除出大宋市场……那肯定会引发大周共和军南下！
“要不给东南诸商市多加点税吧！”何执中说，“将四百州军所失，加在东南诸商市上。”
由于东南诸商市和天津市的手工业品，特别是盐、铁、布、绢、酒等重点商品冲击，造成大宋内地相关产品生产的萎靡，也就影响到了相关的税收。受影响的不仅是各地的商税，还有以钱计的夏税、农器税、牛革筋角税、免役钱等等，都因为农户的收入减少，而出现了征收困难。
而农户收入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东南和燕地纺织业发展太猛，冲击了传统的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
现在东南和燕地，一个出现了大面积的改稻为桑，一个则是改麦为棉。
两边都是上规模的农场加上初步形成产业的纺织工业（虽然是家庭工坊为主，但是织户的竞争力比起男耕女织还是强了许多），还有高水平的印染业，完全压倒了农村的土布生产。
所以大宋各地农妇们生产的土布土绢，只能自家使用或低价贩卖，农家收入大受影响。自然无法承担收钱为主的夏税了。
“东南诸商市自是该加税的！”纪忆笑着，“但也不能竭泽而渔啊！因为东南的税咱们可以加，可周国的税呢？咱们的商税要收多了，商人都跑去周国，朝廷该找谁去收钱？”
又把周国抬出来了……
“要不就加东南的田税吧！”童贯插话道，“不是说东南有几百万亩改稻为桑吗？桑田收入可比稻田高，田税也该多收一点。”
宋朝的田税本来就和所种植的农作物挂钩，桑田的收入是稻田的几倍，当然得多加税了。
但是……童贯是个市民出身的宦官，不大知道东南乡村的情况。
纪忆只是笑了笑：“呵呵……”
其余的几个宰执枢臣都不言语。最后还是蔡京摇摇头：“还是算了吧……改稻为桑的都是大户，寻常小农谁敢不种粮食？百种粮食，饿死了怎么办？朝廷若是给东南加赋，只怕最后多缴税的还是寻常小农啊！”
这事儿根本不可能！朝廷一提出来，下面的言官谏臣就该吵翻天了——大宋的东南沿海可是盛产进士的！
而且东南的田赋本来就高，比大宋其他地方都高。再要加赋也说不过去……
“此事容后再议。”蔡京顿了顿，“忆之，官家准备在交趾行封建，由八皇子出任交趾国王，你做国相，代行王政，并兼管南洋都护府事……你觉得怎样？”
还能怎样？纪忆苦笑，不去交趾，只怕连南洋大都护也得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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