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之险易，粮之虚实。计料已审，然后出兵，无有不胜。”它所强调的谋略
客观依据是将帅能力、军事力量、地形、经济等诸因素。
东汉末年，诸葛亮与刘备论天下大事的 《隆中对》，是古代谋略史上的
突出典型。诸葛亮认为，曹操用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目前不能与之
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辅，可以为援而不可图：荆州
四通八达，是用武之地，但刘表不能守，益州险塞，沃野千里，但刘璋弱，
不知存恤，那里的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刘备既是帝王后裔，信义又著于四海，
等等。这里，诸葛亮对曹、刘、吴以及刘表、刘璋诸方的政治、军事、经济、
地理等条件作了精辟分析，从而为刘备制定了 “联吴抗曹”的谋略，并提出
了实现这一谋略的步骤。当刘备依照诸葛亮的谋略办事时，便取得了胜利，
如与东吴联姻，赤壁之战，夺取荆州、益州等；当刘备违背诸葛亮的谋略时，
便遭受重大的挫折，如关羽鄙视东吴而失荆州，刘备一怒兴师伐吴而遭致彝
陵之败。
谋略只有具备了运用的客观条件，才能产生奇功异效；没有客观条件可
利用的、纯靠主观想象的谋略只能是败军之道。
古代兵家关于谋略客观基础的规律性认识：规律性。谋略客观基础不是
毫无联系的杂乱堆集物，而是有规律性的。古人对此已有一定的理解。他们
提出的各种高明的谋略，是对当时历史条件下客观存在的敌我、攻守、虚实、
正奇、强弱等等相反相成的矛盾，进行一定分析的结果。 《孙膑兵法》说，
“知道，胜。”“不知道，不胜。”
“道”即客观规律。《尉缭子·战权第十二》强调，“战权在乎道之所
极”，说的就是战争的权谋在于对战争规律的理解。
利害共存性。战争中各种矛盾环环相扣，致使客观条件中的利害相互依
存，在同一作战条件下或行动中，总是利害相杂，利中有害，害中有利。《孙
子》说：“军争为利，军争为害”，军争之中就并存着利益和危险两个因素。
其他作战行动也大多如此。例如在进攻中，凡便于我展开兵力、冲击、发扬
火力的方向，也往往是敌人重点防守之处。军事上的各种被动形式，也会包
含着主动因素。比如，有计划地让出部分土地，可以换得一定的时间；放弃
局部的利益，可以争得全局的胜利。利害不仅共存，而且互相转化，利可变
害，患可化利。由于利害的共存与转化是客观存在的，军事谋略就应当既知
利，又知害，以患为利，以利为患，权衡利害，转患为利。
变动性。朱元璋曾形象他说， “战陈（阵）之势，阖 （合拢）辟（疏开）
①
奇正，顷刻变化，犹风云之无常势”。 军事谋略客观基础的变动性，要求军
事谋略随机应变，做到因情而变，因时而变，因地而变，因机丽变，因势而
变，因法而变……，在变化中求“诡道”，求良策。不能只是盯着“上一次”，
而必须紧紧盯住 “下一次”。任何下一次战争都不是上一次的复制品。所以，
《孙子》强调“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的活用战法原则，《尉缭子》提
出 “机在于应事”，认为机谋在于适应事物的变化。
古代兵家关于谋略客观性及规律性的论述，至今对我们研究和运用谋
略，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尽管它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局限。
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对谋略的客观基础所作的论述，为我们提
供了科学的武器。他说：必须 “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
①
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 同样，也必须根据客观实际，引出
谋略。他强调： “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
胜利，然而可以前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
②客观实际与谋略的关系。从哲学上讲，就是客观与主观的关系。客观情况是
第一性的，谋略是第二性的。正确的谋略，都来源于客观实际，反映客观实
际。错误的谋略则是违背了客观实际。历史上，从主观愿望、抽象的原则出
发，而不从客观实际出发设计定谋，导致损兵折将的情况不乏其例。谋略的
客观基础，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集合体。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从不同
的侧面，对谋略产生着不同的影响。固然，在不同情况下，各种客观因素对
谋略影响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无论何时何地，独立地抽出某一个因素，或忽
视某一个因素，都不足以制定正确的谋略。谋略客观基础的多元性，本质上
是由战争致胜因素的复杂性决定的。克劳塞维茨说： “在战争中组成整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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