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和平的交替和转化，都归之于 “天意”的支配或上帝的安排，当然就谈不
到认识和驾驭战争运动的客观法则，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进行战争谋略的
运筹了；如果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战争，把战争归之于社会生活领域中
的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并进而信奉“战争种族论”和“武器决定
论”，当然也不能说明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内在联系。
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把战争了解为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才能明白军政两手相辅相成的道理。
二、我国古代兵家的军政两手谋略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世界上军事科学发达最早的文明古国，是军事家群星
灿烂的国度。我国古代兵家不仅以他们卓越的军事思想闻名于世，而且尤以
他们丰富多采的奇谋方略引人注目。在我国古代兵家的各种各样的奇谋方略
中，军政两手并用的谋略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一）我国古代兵家的军政两手思想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的古人即已看到了军事同政治之
间的关系，认为军队担负着 “除暴、讨乱、禁不义”的任务，负有力国家民
族 “扶危”、“除忧”、“救祸”，从而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使命。
我国古代的一些军事、政治家不论是在治国、安民、平天下上，还是在
治军、打仗、夺取战争胜利上，都很注重军政两手相兼并用。我国春秋时期
大思想家孔子最早提出了文武兼备思想，他说： “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
武事者，必有文备” （《孔子家语·相鲁》）。这里的“文事”就是政治，
“武事”就是军事。孔子主张两者必须兼备，缺一不可。同时期大军事家孙
武在他的著名兵法 《谋攻篇》中论述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谋略时，
非常鲜明地提出了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先进思
想，把 “伐谋”、“伐交”这种政治上、外交上的斗争和攻势放在了“代兵”、
“攻城”这种军事斗争和攻势的前面，可见他对军政两手相兼并用之重视程
度。孙子的这个思想实际上揭示了古今中外所有战争实践的一条客观规律：
只有军事攻势而不搞政治攻势，是极为片面的，因而构不成完整的先进的谋
略。
产生于战国后期的著名兵法著作 《六韬》则进一步发挥了《孙子》的谋
略思想。 《六韬》既讲了“武韬”，又讲了“文韬”，而在《武韬》篇中又
专门论述了 “文伐”的作用，提出了军事攻势中的十二条政治攻势方法，说
明 “十二节备，乃成武事”的道理。这就十分明确地告诉人们：“文伐”即
政治攻势是发动军事进攻的必要准备和前提条件，当 “伐谋”、“伐交”不
能奏效时，就要 “伐兵”，要立足于战场上的胜利，要把“文伐”同“武伐”
紧密结合起来，既不能光靠 “武伐”，也不能只寄希望于“兵不接刃”的“文
伐”即能 “使敌降服”。
成书于西汉的著名军事著作 《黄石公三略》，继承先秦兵家的谋略思想，
指出 “行兵之要”必须“总文武之道”、“操刚柔之术”，必须“德威”并
用、 “仁法”兼施，论述了“刚”与“柔”、“德”与“威”相辅相成的关
系。书中说 “柔有所设、刚有所施，弱有所用，强有所加”，认为刚、强、
柔、弱适宜，才能兵有所成， “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
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书中说 “无德则叛”、 “无
威则弱”，主张仁法兼施， “仁施于顺”、“恶加于凶”。《黄石公三略》
中的“刚柔相济”、“德威并施”显然是军政两手的古代说法，“刚”与“威”
即我们今天所讲的 “强制手段”和“暴力行动”，“柔”与“德”即我们今
天所讲的 “政治怀柔”和“精神感化”。
我国古代兵家的军政两手的谋略思想，可以说是 “源远流长”。汉代以
后，三国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曹操、诸葛亮，唐王朝贤明皇帝李世民
和大军事家孪靖 （即《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兵书中的李卫公），宋代开国皇
帝赵匡胤，以至明代爱国将领于谦、杰出的军事家戚继光等，都从不同角度
继承并在战争实践中发展了先秦兵家文武一体、军政两手相辅相成的谋略思
想和斗争艺术，井用以指挥了历史上许多有声有色的战争，导演出一幕幕威
武雄壮的活剧，创造了永垂青史的业绩。可以说，古今中外，凡有才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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