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方法的好处就在于，都察院和六科都是一帮官阶很低的愤青，平时互相瞅着都不顺眼，更不要说瞅上面那些威风八面的大佬了。高级官员稍有不慎，让人抓住了把柄，这帮人就会闻风而动，奔走相告，生拉硬拽也要给你赶下来。平日尚且如此，更不要说逮到“京察”这种可以名正言顺黑人的机会了。
阳明非常清楚，在北京的科道官员队伍里，要想找一个喜欢自己的人，比在中国足球队里找一个会射门的还难。所以他干脆以退为进，在述职报告中不咸不淡地自我表扬了一番，不咸不淡地自我批评了一番，着重强调自己曾经被大恶人刘瑾搞得很惨（投窜荒夷，往来道路，前后五载），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请求致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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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不过头点地，愤青们见人家都惨成这样了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朝廷也没有批准他的退休请求。
如果没有特别的契机，阳明也许就在这南京鸿胪寺卿的任上终老了。
而心学由于无法得到实践的证明，最终也只会销声匿迹，渐为历史的尘埃所覆盖。
然则历史的走向却使人欣喜，阳明再次用亲身经历验证了一句话：不是你所处的环境决定你的命运，而是你所作的决定注定了你的命运。
当你制定了一个目标时，整个宇宙都会让你知道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
而脑残皇帝朱厚照的所作所为使幼儿园的小朋友都知道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他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异口同声地告诉怪叔叔朱厚照——农民起义。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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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 文攻武卫
农民又起义了
正德十一年九月，由兵部尚书王琼推荐，明廷将王阳明从南京鸿胪寺卿升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
南：江西南安府。
赣：江西赣州府。
汀：福建汀州府。
漳：福建漳州府。
然后还包括湖广的郴州府和广东的韶州府等地。
我查了查谭其骧主编的《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发现将这些地方连接起来，所辖范围着实不小，比单独一个福建或江西都要大不少。
为什么？
不为什么，因为周围的省份都不想要这块地，于是这片区域就被直接踢出了各省的版图，重新成立了一个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叫南赣巡抚。
正德年间的文官，如果跟谁有仇，就会诅咒他被调去当南赣巡抚。
这块地方基本是山区，油水是没有的，乱民是很多的，治安是极差的。
山民聚众抢劫在当地属于常态，偶尔集合起来攻占个把县衙你也不要大惊小怪——至少巡抚衙门还是比较安全的。
按理说此地经济落后，男盗女娼，整个一现实版恶人谷，民众应当避之不及才是，怎么动静反倒越闹越大了？
事实的真相很残酷：正因为避之不及，所以留下来的都是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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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无数次的大浪淘沙，七位经受住了历史考验的同志终于闪亮登场，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谢志珊、蓝天凤、陈曰能，地盘江西。
池仲容、高仲仁，地盘广东。
龚福全，地盘湖广。
詹师富，地盘福建。
这些人里，个别已经称王，即使没称的也高喊着“不纳粮”、“不当差”的反动口号，得到了当地不明真相的群众的广泛支持。这帮人凭借崇山峻岭，洞穴丛林的掩护，堵死个别山道，官军压根攻不进去，再加上各省互相推诿，最多赶走了事，局面一发不可收拾，渐成燎原之势。放眼望去，赣南闽西大大小小一脉相连的山麓，千里皆乱。
官有清浊，民有顺刁，老戏新唱，农民造反。
于是一个疑问产生了，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持续了上千年，政权换了一茬又一茬，记载治乱兴衰的史书汗牛充栋，统治阶级当真麻木不仁到非要把占社会绝大多数的贫下中农往死里剥削？
问题远非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中，通过遍览明朝各地方志、奏折以及《大明会典》，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明代的税收过低，农业税低，商业税更低；
第二，明代的税收在二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增加，反而在不断减少；
农业税低到什么程度呢？全国平均税率不超过10／100。
这确实是低到一定境界了。
更恶劣的是，即使这么低的税赋，还是有人一门心思地逃税漏税，而且通过长期的实践和摸索，将逃税这一伟大事业从技术层面上升到了艺术层面，并总结出多套专业术语，比如飞洒、诡寄、虚冒。具体操作方案，敬请参考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的记载。
即使抛开这些人为的因素，单就税制的设计便足以使明廷抓狂。经济学中有个“拉伐曲线”，它反映了一条规律：降低税率实际上会增加税收收入。这是因为民众会对税收政策的刺激作出反应，高税率会使其丧失劳动的积极性而情愿享受闲暇，反之亦然。
再比如，纳税理论中有一条“纵向平等”的指导思想，它主张支付能力高的纳税人应该缴纳更多的税，这听起来似乎天经地义、自然而然，没有比这再正确的了。不过落实到实际操作中，你会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比如你认为对昂贵皮衣应该征收很高的税，因为买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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