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富春进来了。这种谈话也就中断了。大概是由于在火车上我转述了乔
木的意见，富春特来找他漫谈的。
7 月6 日夜，我到田家英和吴冷西住处（他们住在一起）闲谈，胡乔木
和陈伯达也在座，几个人谈得很晚。以下所记也是胡乔木谈得较多：
综合平衡的问题进一步肯定，多少米煮多少饭，人走路也是要保持平衡
的。平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规律；不平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规律，
因此才经常出现危机。（其实当年我们对二次大战后西方经济情况所知甚
少）这个问题当时谈得最久，也是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我引经据典，举了
不少例子，以说明我的观点：经济工作必须保持经常的平衡，尤其不能人
为地破坏平衡。我们还从理论上搬出，平衡是否即列宁所讲的“均势”，还
把书找出来了，又认为并非如此。随后谈到，社会主义经济现象总是平衡
的，而政治现象才是不平衡的。富春提出“运动中求平衡”也是一种遁词；
认为毛泽东提出这个说法，是为自己1958年的错误辩护，不肯服输。接着
说到比例问题，不按比例，即无真正的速度。“为元帅让路”，去年做到极
点，因而失去其他比例，结果钢铁本身也终于上不去。“以钢为纲”、“三大
元帅”等提法，统统违背了按比例的规律。胡乔木又谈到，对元帅的命令
是要绝对服从的，去年陈云被迫说过这样的话：“乱七八糟，总要过河的。”
实际是过不了河的。关于公社的由来，是受峻岭山、七里营、徐水三地的
影响，当时供给制的思想也是由此而来。公社与供给制的问题，在北戴河
会议时，无人有精神准备。胡乔木还特别谈到，1958 年一反常规，毛泽东
当时指示过：报纸刊载中央活动和有关言论要及时。为什么南宁会议、成
都会议都没有要报道呢？可见北戴河会议前后，毛泽东的头脑发热之程度。
武昌会议公布粮产7500 亿斤时，陈云曾不同意公布，告诉了胡乔木，而胡
乔木没有向毛泽东汇报。为此，上海会议时胡乔木挨了批评，称赞了陈云：
“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这时胡乔木说，当时不汇报，是为了保护陈云，
否则上海会议时，陈云也恢复不了名誉。武昌会议时，王稼祥向刘少奇说，
不要公布公社决定，王不敢去汇报，刘少奇向毛泽东转告了，结果毛发了
脾气。胡乔木说，王稼祥应当受到表扬。随后大家谈到，自南宁会议后，
柯庆施等人受了夸奖，不久又进了政治局，于是更加发展了迎合之风。反
右派运动后，整得人们不敢讲真话，养成讲假话的习惯。去年讲假话成风，
登峰造极了。
这个期间，我同田家英还有几次单独的闲谈，记得田详谈过他在四川蹲
点调查的情况。关于过分密植的问题，农民很反对，他同李井泉有过很大
争论。他还发现真假两个罗世发的问题。（罗是四川全国人大代表，著名劳
模）罗说，过去高产是干部逼迫下虚报的。田有一个专门调查的材料，我
催促他赶紧弄好，送与主席一阅。吴冷西也同我谈过，书记处开会，有些
意见都是让胡乔木去反映的。
1959 年五六月间，为查看一些水电工程，我从四川、贵州、广西转到
湖南（资水柘溪水电站正开工），6 月初到长沙。1949 年到1952 年我在湖
南工作时，周小舟与我是正副职关系。他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当年我们
一见如故，朝夕相处，意气相投，凡事直来直去，建立了友谊和一定的交
心关系。这次我在长沙只停了两天，小舟约我到家中长谈了一夜。他正从
湘西调查一个月回来，途经湘潭、邵阳，丰富了第一手材料，曾边检查边
解决实际问题。5 月底开了省委常委会。他在会上，就公社、供给制、公共
食堂、作业组。大队核算、怕不怕发生资本主义、人心思定、山区经济、
湖区负担。粮食与钢铁指标，以及农民积极性与劳动生产率等十多个问题，
作了长篇汇报，对大跃进、公社化以来的“五风”等“左”倾错误，提出
了尖锐的批评，着手布置较全面的纠“左”。1981 年我在怀念小舟文章中回
顾了这夜的谈话：关于一年来的看法，我们毫无顾忌，交换见闻，观点一
致。虽是忧心忡忡，仍然谈笑风生。小舟是一个平易而谦虚的人，并不固
执己见，尤不愿谈自己。这夜的长谈，他却禁不住讲到他的先见之明。他
说，湖南去年老挨批评，被插过白旗。可结果是插红旗的省粮食少些，插
白旗的省多些。1958年11 月郑州会议之后，对粮食估产，他跟左邻右舍有
过争论：要么你是官僚主义，要么我是官僚主义，因为湖南估得低，邻省
估得高。还有密植问题，有的省过密，湖南较稀。从农民的一句老实话，“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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