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天活，身上冇（没有）出汗”，提出农民积极性问题。他不赞成办常年
食堂，办食堂浪费人力物力。说公社供给制，穷的时候不能搞，富的时候
也不能搞。还谈到1958 年韶山大吃偏饭，粮食也只增产14%。他的总的看
法是人心思定，需要冷静下来，总结经验教训。路过长沙时，我同周惠也
有过两次闲谈，觉得关于粮食安排，食堂问题，大炼钢铁等，湖南做得比
较好。有3 万小土炉没让点火。中央关于自留地和粮食分配到户的指示，
湖南提出不同意见，中央也接受了。印象深的是，他谈到广州开会，压粮
食高产指标，谭震林嫌湖南低了，被摘了白旗；他同谭为此有过几次争论。
上庐山之前，毛泽东一路视察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四省，对许多
情况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因此，前后酝酿了18 个问题。去湖南时，王任
重同行，似乎也是有意让王接触湖南情况。当时湖北粮食与市场全面紧张，
想向湖南借粮。到湖南后，对毛泽东来说，这大概是当时印象较好的一个
省，颇为称赞，因而采纳了小舟对去年总结的三句话，作为庐山会议的基
调。周惠有基层工作经验，虽然有时思想也难免“左”（反右时欠了账，后
来作了检讨），但1958年粮食抓得很紧，对大炼钢铁等一套做法是怀疑的。
关于粮食估产，他同广东、湖北都发生过争论。他挖苦过陶铸：广东粮多，
你卖给湖南一两亿斤吧。因此，随后也通知周惠上山开会。我同周惠在延
安中央青委工作时即熟识，南下湖南时又碰到一起，在山上自然也是很谈
得来的。
神仙会阶段，我与二周同在中南组。我们脑子中都装了一堆问题，他们
装的农业方面的多，我装的工业方面的多，正好互相补充。小组会的各家
发言，自然也是我们闲谈的话题。他们认为农业的高指标是由上而下压下
去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根子还在毛泽东。因此，去年讲大话。吹
牛皮的一些人，一个时候很吃得开。小舟认为那些拆房并居、砸锅炼铁之
举，简直是反动的。周惠说，去年第一书记应当各打五十大板。我们都认
为在小组会上还难以畅所欲言。例如我惟一的一次短的发言，就有人将我
顶住；又听说田家英在西南组的发言，挨了批评。因此，觉得会议确实还
有压力。
由于都是老关系，我在上述的两处闲谈，自然择其印象深而观点一致的
互相沟通。小舟同乔木还有过单独的交谈。这种“危险的交心”，当时是无
“危险”之感的，而且颇感我们的看法居于上风。胡乔木与回家英在华东
组，其他几个组的情况大体相似，这时会议《简报》发得不多。彭德怀在
西北小组的发言，是后来听说的，当时并不知道。那时也没多打听别组讨
论的情况。北京来的工交各部委的人，都没参加过两次郑州会议，对综合
平衡等问题的看法意见相差不多。“钢铁元帅升帐”之后，一机部同冶金部
的矛盾最大，因为钢材品种特别是生铁质量不合格，一机部非常为难。上
海会议时，赵尔陆同我详谈过这方面的问题，这次听说他带了几箱不合格
的生铁上山，准备让会议的印象更深刻一些，后来也并没有摆出来。
干部反应与社会舆论
7 月10 日以前，神仙会阶段，发的文件不多，大体是有关速度和比例
关系的资料（主要是国家计委编的），以及干部和党外人士对大跃进的看法。
（《内部参考》、《经济消息》、《零讯》等内部刊物所载）这些都同18 个问
题纠“左”有关。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到会议原来的目的。7 月23 日讲话之
后，毛泽东自己批发了一些反右文件，其中有《李云仲同志的意见书》及
《江西省中级党校学员对人民公社的各种看法》等，还有安徽省委书记张
恺帆“下令解散无为食堂”的事件。恰恰是这些材料如实反映了当年的真
实情况。由此可以说明，我们几个人的会内会外议论，有着广泛的群众基
础。干部和群众的许多议论，实际比我们谈得尖锐而深刻，也更全面。现
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些议论。
1959 年5 月间，当讨论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巩固公社方针时，江西党
校80 多个县委一级干部初步鸣放后，对1958 年大跃进有如下看法：
1.大跃进是吹起来的，是浮夸、谎报的结果；
2.大炼钢铁是劳民伤财，是得不偿失；
3.粮食、副食品供应的紧张，就是农副业没有大跃进的证明。对公社化
运动提出这样一些问题：
1.是“早产儿”，“群众不是自觉入社，是被风刮进来的”；
2.违反了客观必然性，“是根据上级指示人为的产物”；
3.没有高级社优越，“农民只说高级社好，没听说人民公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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