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搞人民公社化根本没有条件，“公社的缺点大于优点，现在是空架子，
金字招牌”。
关于中央通过的两个有关公社的决议，认为是“心血来潮”，是“左”
倾思想。社会主义社会就可以把两种所有制转变为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
是混淆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原理。有不少
人认为“共产风”是从上面刮下来的，中央。省、地三级应负责任，因为
决议本身就提出先搭架子，由公社统一核算、自负盈亏；武昌会议说中国
实现共产主义比苏联容易；北戴河提过工资制改为供给制等。也有人认为
上下都应负责，风由上面刮起，到下面就越刮越大了。关于公社生产方针，
认为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时过早，原料、技术、设备、产品、销路等环节，
问题极多，且影响农业生产，容易造成劳民伤财。公社仍应以农业为主，
工业放在从属地位。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应该取消，应增
加社员收人。都认为公共食堂并非共产主义因素，有三大坏处：排队、抢
食、浪费粮财；现在不要，将来也不能要。
在5 月间讨论经济形势时，天津市各区党员干部对1958 年大跃进有以
下种种看法，部分人抱有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1）比较一致否定大跃进。
认为全民炼钢得不偿失，粮食不够吃，市场空前紧张，“破坏了社会主义经
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成了盲目发展，是冒进了”。（2）工业跃进了，
农业没有跃进。（3）政治跃进了，经济没有跃进。经济损失很大，集中表
现在炼钢上。大炼钢铁有四大害处：一、影响秋收；二、影响整个工业生
产；三、炼出的铁不能用；四、国家赔了23亿。结果是劳民伤财，全面紧
张。（4 ）生产上跃进了，生活上倒退了。（5 ）人民公社走得太快了。“对农
民的觉悟估计过高，忽视农村的现实条件。”“主观愿望超过了客观。”等等。
六七月间，国务院秘书厅的干部在自由议论学习中，从生产关系适应生
产力性质的规律看，认为办人民公社的条件根本不成熟，发展也太急太猛。
吃饭不要钱不符合按劳付酬的分配原则。“全民炼钢”的口号不对，“小土
群”可以不搞，1070 万吨钢的指标也可以不提，因为这是领导上主观主义
的规定。要算政治账，但也应算经济账，全民大炼钢铁得不偿失，赔的钱
可以进口好多钢。经济效果不好，也使政治影响不好。“以钢为纲”的口号
有问题，满足不了经济生活多方面的需要。“五个并举”成了百废俱兴。“两
条腿走路”成了多条腿走路。
广州军区据四十二军政治部报告（这个材料是彭德怀提供的），“少数营
团干部对经济生活有抵触情绪”。他们认为经济紧张是全面的，长期不能解
决的。有的人讲怪话：“现在除了水和空气以外，其他一切都紧张。”“中国
大跃进举世闻名，但我怀疑，市场紧张就是证明。”有人甚至认为我们的事
业后退了，说：“1956年好，1957 年较好，1958 年成问题。”他们否定成立
人民公社的必然性和优越性，说“公社成立得太快了，太早了，不合乎规
律”。“人民的觉悟没有跟上来，工人、农民和军官都对成立公社有意见”。
“苏联建国40 年还允许私人有房子，我们建国不到10 年，就什么都‘公
有化’了”。“公社的优越性是宣传出来的”。他们认为经济生活紧张是由于
路线上有错误。说：“去年不仅是工作方法上有问题，而是带有路线性质的
错误，中央要负责任。”在少数连排干部中，也有类似情况，有位排长听战
士唱《社会主义好》这支歌时，不耐烦地说：“算了，不要唱了，我看这支
歌非修改不可。”海南军区一个指导员说：“什么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
一天天好起来，我看社会主义建设倒是一年不如一年！”有位排长讲怪话：
“在公社劳动，还不如给地主干活，给地主干活有饭吃，还给钱。”讲这些
话的人，都有名有姓有职务，汇报材料中说，这些人“政治上一贯落后”、
“有一人是反右派斗争时的重点批判对象”。上述少数部队中下层干部谈
的，当然主要是当时农村情况的反映。
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于1959 年7 月4 日到无为检查工作，他
是本地人，战争时期长期在这个地方工作，因此了解到许多真实情况。他
感到最突出的问题是公共食堂不能再办下去了。9 日，他在新民公社王福大
队，向队干部和群众宣布三条“三还原”：吃饭还原，住房还原，小块土地
还原。当晚就要县委书记予以贯彻。到7 月15 日，全县6000 多个食堂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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