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风吹散”了，并对少数“雷打不散”的也下令统统解散。张还责令县
委调查公社化前后有关劳动力、生产资料、房屋、干部作风和发病率等情
况的变化。这是会议后期大批右倾时，有名的“张恺帆事件”。
6 月间，国务院所属工业、农业、财经、文教十几个部委的党外人士，
听了国内经济情况解释后，统战部作了一个综合反映：少数人对于这个解
释，仍有怀疑和不同看法。例如，地质部副部长许杰说：“1958年的成绩，
说大也大，说没有也没有。”有的说：“去年大跃进，还不如前几年没有跃
进。”有的甚至说：“现在物资供应紧张情况，比日本统治时期还要严重。”
不少人对去年粮食增产仍有怀疑，“粮食增产每年绝不可能超过 50%”。不
少工程师说：“炼钢损失了23 亿，这笔钱可以建设几个鞍钢。”“如果拿这
笔钱向外国买钢，能把全世界年产钢都买来。”“去年炼钢到街上去挖砖，
这叫做一面建设，一面破坏。”“给钢让路这个提法不恰当，不符合有计划
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文化部有人说：“去年大跃进，可说是人民力量大检
阅，是人民对党的信赖，但党也不能滥用这种威信。”一机部的工程师说：
“去年接近了精神第一性，有人说产量可以翻一番、两番、甚至七番、八
番，只要群众说行，群众是多数，你说不行也不行，走群众路线的结果走
错了。去年发生的错误，没有经验是一半，另一半是思想问题，有些人不
懂装懂。”一机部一位人大代表说：“我在思想上有一个矛盾没有解决，就
是如何对待运动。我很怕运动。对有些意见，我思想不通，但也得干。”轻
工业部副部长王新元说：“不说真话，怕说真话，都是怕戴帽子。”
各民主党派的一些负责人，如邵力子、史良等，也都对去年大跃进和当
前市场供应紧张情况忧心忡忡，持有批评性的看法。章伯钧、罗隆基、龙
云等，发表了许多尖锐的、讽刺性的意见，即许多“右派反动言论”。章伯
钧说，1958 年搞错了，炼钢失败了，食堂办不起来了，大办水利是瞎来。
罗隆基说，物资供应紧张是社会制度造成的。私营工商业改造有毛病。现
在人民怨愤已达极点。共产党说唯物，实际上最唯心。龙云说，解放后只
是整人，人心丧尽。内政还不如台湾。全国干部数量，比蒋介石时代成百
倍增加。陈铭枢说，供求相差惊人，几年之内也难恢复正常供应。要是过
去发生这种情况，早就该“下诏引咎”了。他们实行的不是列宁主义，而
是斯大林主义。于学忠说，共产党的政策忽冷忽热，大跃进的成绩全是假
话。天安门的工程，像秦始皇修万里长城。
7 月4 日，毛主席批发了“几篇论述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章”。如山西
（前进》第6 期社论《论社会分工与协作》，指出大跃进中，某些社会分工
被打乱了，某些地区与部门协作关系中断了。当前问题是，对重点建设的
要求偏高偏急，基本建设的铺点过多过宽，而有关生产和生活的轻工业和
某些次要的原材料工业，则照顾偏轻偏少。有的行业为保重点，被迫转业，
如陶瓷业改成耐火材料厂，许多铁器手工业集中成冶炼企业。社论认为目
前阶段，各地区不应强调建立一套工业体系，决不能把人的主观能动性估
计过高，对待手工业改组要慎重，在相当长时期内，它们在生活与生产两
方面，仍是现代化工业的必要补充。社论还批评了在厂矿企业发展多种经
营的思想（这是毛泽东在视察武钢时提出的），似乎大跃进要求社会分工越
粗越好。有些厂矿不管条件允许与否，盲目发展“卫星厂”，提出“万事不
求人”的口号。又如北京《前线》连续发表社论，号召注意综合平衡，不
但在全国、全市应该抓紧，而且在一个厂矿企业，一个县区、公社内部，
也应加注意。从而批评了在计算产品和产值中的不正常现象。在某些企业
中，为了追求产值数字，甚至不惜大量投料，生产不急需产品或不能配套
的半成品，浪费了材料，积压了资金。产值计划虽然完成，产品计划却没
有完成。这样做是本末倒置，从而影响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为
当前工业生产中主要矛盾之一。
从上述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广大干部和党外人士，尤其是技术人员，以
他们的亲身感受、所见所闻，对1958 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全民炼钢，
乃至总路线，提出了根本怀疑和否定性看法，也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各
省市领导也或多或少地正在从思想认识上扭转过头的东西。连柯庆施也带
了一些纠“左”的材料上山。神仙会初期批发这样一些材料，自然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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