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思想，统一认识，使庐山会议开出个比较好的结果。
李云仲的一封信
庐山会议后期（7 月26 日），毛泽东批发了《李云仲的意见书》，写了
近3000 字的批示《对于一封信的评论》。这个批示实际是7 月23 日讲话的
继续，以推动批判“右倾思潮”。从对大跃进的看法与对计划工作的意见来
说，李写的是一封极具见解而有代表性的“万言书”，其中还暴露了计委内
部的有关情况。李云仲原是国家计委基本建设局的副局长，写信时任东北
协作区办公厅综合组组长。他的工作岗位使他较能了解全面情况。这封长
达二万多字的信，于1959 年6 月9 日寄出，是直接给毛泽东写的。信的内
容具体，观点鲜明，论证确凿，态度诚恳。开头就说：“很早就想给您写这
封信，一直到现在才发出……我是一个普通党员，根据个人在实际工作中
的体验，我想对目前经济生活中发生的问题，联系到一些思想作风问题，
提出一些意见，供参考。”毛泽东的批示说，李云仲“认为从1958 年第四
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作出结论说，党犯了‘左
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则是在1957 年整风反右的斗争
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他几乎否定一切。他认
为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极大，而毫无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
对基本建设极为悲观。对农业他提到水利，认为党的‘左倾冒险主义、机
会主义’错误是由大办水利引起的，他对前冬去春几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
大办水利，没有好评。他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有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
得’论。”当年像李云仲这样较高级的干部，敢于直言上书，指出大跃进是
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恐怕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在会外的闲谈，
至少都还不敢这样露骨地直说。信中说“问题可能是从大搞水利建设开始
的”，这是事实。我在水电部工作，也有亲身体会。这股水利化的风大体是
1957 年冬刮起来的。李云仲的信中说：“这里提出两年水利化，那里就提出
一年、甚至几个月水利化，其实当时很多人都知道这是做不到的。但许多
地方大量的大中型水库、灌渠、河流工程，在既无勘查设计，又无设备、
资料的情况下，就大规模施工了，结果有许多工程建成后毫无效果，或者
成为半成品；但是耗费掉大量的劳力和器材，这种工程我看过很多。”信中
还写到，1958 年1 月，他去过滦县扒齿港，亲眼看到该县为了要修一条100
多里长的大灌渠，既未经勘查设计，又未经群众讨论，要挖掉即将收割的1
万亩小麦。他找县委负责人谈，也未能制止住。结果这条水渠，雨季一到
全淤死了。后来又参加“苦干十天”的大会，10 天内养猪增1 倍，扫除文
盲，除掉“四害”，锄完大田，等等。“竟没有一个人提出意见，反而都去
应承这些根本无法实现的任务。”信中还特别提到：“大搞土法炼钢的运动，
这是一条失败的经验。国家经济力量的消耗太大了。几千万人抛开一切，
苦干了几个月，上亿吨的矿石，上亿吨的煤炭，上百万吨的钢铁材料，上
百亿度的电力，几亿吨的运力……都白白消耗在没有效果的‘生产’上了，
得到的却是毫无使用价值的土铁，这是对国家元气最大的消耗。”关于公社
化运动，信中谈到：“劳动力和各种资料也都造成巨大的消耗。我到过金县
郊区的一个生产队，这里共有300 多户人家，去年年初有猪300 多口，但
今年只剩了9 口，鸡鸭去年几乎杀光了。”关于基本建设，1958年全国已施
工的限额以上项目有1900 多个，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两倍，几乎所有省、
市都要安排在几年内建成一个工业体系，现在继续施工的只有几百个了。
从而谈到经济工作中的本质、要害问题是：“1958 年和1959 年上半年的固
定资产动用系数连 50%也不到。（即100 元投资花下去，能动用的不到50
元）上百亿投资，上百万吨钢材，几百万吨水泥。木材……被白白抛在几
千个工地上，长期不能发挥效用。看到这些损失确实很痛心。这种情况本
来可以避免的。”然后信中说到，由于到处大办，都要翻番，只得大量“招
兵买马”，去年增加2100 万职工。结果不仅农民、渔民，而且售货员、理
发员、手工业者也都转为工人。购买力提高了，但消费资料远未跟上去。
信的第二部分建议“在各级干部中进行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教育，
教育全体党员坚持党的原则，加强党性锻炼”。应当说，这是切中时弊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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