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只差没说,反对主观主义应当首先从中央。从毛泽东本人做起。(但说
了“各级干部”)李云仲认为八大制定的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问题是用
什么样的思想作风贯彻。他从下面干部发生的情况这样说道:“为什么主观
主义可以有时在一些工作领域能畅通无阻?我觉得主要原因是:未能在党
内造成一种坚持原则的气氛,在有些场合下,以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为特
征的迎合情绪却感到很浓厚。这种迎合情绪绝不能与党的组织性与纪律性
相提并论。这是主观主义也就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潮能够滋长的思想根
源。”他举出上述滦县的例子。然后谈到他在计委工作时的情况,在局务会
议上几次提出:“计委一定要管限额以上的项目,这些项目的设计任务书必
须经过审查,否则要造成严重后果。这个道理在当时很多人都是知道的。
但既无人向计委领导反映,也无人认真研究这些对国家有决定意义的情况
和问题,你提你的意见,我应付我的公事!直到武昌会议提出清查时,才
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大量的半截厂房、房架、柱子已立起来了;几十亿
的投资。几百万吨的建筑材料、大量的劳动力,已经被占用在不能发挥效
用的‘工程’上了。几年来的经验证明,基建项目、规模的安排合理与否,
往往对整个国民经济起决定性的作用。基建战线过长对当前紧张状况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李云仲亲自参加了大炼钢铁运动,“回来对一位负
责同志小心翼翼讲了几次:‘矿石、焦炭、煤消耗这么多,成本这样高,炼
出来的又都是不能用的土铁,可不能这样搞!’这在当时大家都知道。但这
位同志却和我讲,事实上很多人当时也这样讲:‘这不能算经济账。’当然,
这个问题早在实际工作中解决了,不过当时老是想:为什么不能算经济账?
难道社会主义不是要发展生产力?又为什么不叫人家提意见?”
关于1959 年计划,信中说:“我们从开始就参加了这项工作,一直感到
问题很大。虽然在多次会议上,并且向很多能接触到的领导同志提出意见,
也整理过一些资料来说明计划中的问题,但是谁也不愿提出来。今年年初,
在整理一个资料时,我又坚持把计划问题提出来,却又受到领导上的严厉
申斥,甚至提出了‘组织性、纪律性’的问题。为此事长时间难过极了。”
这位申斥过他的领导同志,也明知“差口这么大”的严重性,后来又向人
说:“有些事情你就要看破红尘。”李云仲似乎不能理解当时许多高层负责
同志的为难处,因此在信中说道:“明明是重大的原则问题,却要大家‘看
破红尘’,这是什么样的人生观!我回到宿舍以后老是想来想去,共产党员
对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能采取这种态度?这些人是把党的事业放在前面,
还是把个人得失放在前面?党的一部分事业,由这样的‘领导’来管理是
适当的吗?”
作为国家计委的计划工作人员,信中还谈到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
“最危险的是那种会引起阶级关系尖锐化的比例关系失调,因为这会造成
全面紧张。工、农业的比例关系,还有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就是属于
这一种”。去年增加的2100 万工人,大部分来自农村(农村中的骨于劳动
力几乎抽光了),连他们的家属恐有五六千万人,由生产农产品一变而为消
费农产品的人。这“不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呀”!“关于计划工作问题,几年
来是大家意见最多,也最不满意的一件事情。今年这个多了,明年那个少
了;今天变过来,明天变过去;今天生产这种产品,明天生产那种产品;
今年这个项目施工,明年那个项目停工……总之是,‘左右摇摆,进退维谷’,
真是‘进亦忧,退亦忧’。一位同志跟我说:‘今大很多问题,计划部门要
负百分之百的责任。这样说可能有些过分,但是作为综合性的国民经济计
划机关,未给中央当好‘参谋部’却是事实。”然后,信中指出近年计划工
作中的主要问题有三:
1.全面了解和掌握情况,才能做好综合平衡,但实际常常是在各单位、
部门间,年度、长远间,以及材料、进度,主机、配套,以及基建项目间,
顾此失彼,畸轻畸重,“有数字无措施,有计划缺检查”。
2.这不能简单归于无经验,而是主观主义思想作风严重,特别是1958、
1959 两年,既缺乏全面性的调查研究,又很少进行综合性的分析、规划;
每次提出的方案很少是经过多方面和自下而上的研究讨论;各方面的意见
特别是具体经济计划工作人员和厂矿企业的意见,很少得到考虑;每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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