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停止。1959 年3 月在两广参观时，他作了很多调查研究，注意到劳动力
和运输的紧张，许多小高炉并未点火，也还遇到浮夸以及粮食和副食短缺
的情况。在庐山会议前的两次政治局会议上，他一再陈述自己的意见，认
为在宣传中要承认缺点和错误。他同彭德怀在会前和会议期间（他们住处
靠近）有过接触，许多观点相似，“意气相投”。他还找计委和财贸部门的
负责同志了解情况，也找地方的负责同志如周小舟等交谈。他对大跃进有
一套看法，确是忧心忡忡的。彭德怀的信印发之后，有一天在田家英的住
处，我们一伙谈得来的人聚到一起（有胡乔木、周小舟、田家英、吴冷西
和我，还有陈伯达），正谈论信的内容时，张闻天进来了，同我们一起议论
起来。记得我还开过一句玩笑，说我们这是“低调俱乐部”（所幸者，这个
如追究其名称出典就不得了的玩笑，在批斗高潮时未揭发、坦白出来）。乔
木马上接着说：不是，不是，我们这是马克思主义俱乐部。这个细节可以
说明我们之间谈话的倾向。这是在庐山会议时，我同张闻天主要的一次接
触，因为我们没有编在一个小组。
我没有在张闻天直接领导下工作过。1948 年2 月，我从热河调到哈尔
滨，在东北局工作。5 月间，张闻天离开合江到东北局任常委兼组织部长。
我曾列名于他所领导的巡视团为巡视员，但一直没有参加具体工作，只是
在列席东北局的会议时常听他的发言。这个期间，张闻天着意研究经济问
题，曾对东北各种经济成分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过多次细致的调查，常率领
巡视组深人基层，用了很大精力研究全国解放后的经济建设方针。1948 年
8 月，他受东北局委托，在东北城市工作会议上作了总结，接着又为东北局
写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科学地分析了当时
东北存在的5 种经济成分（国营、合作化、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
和小商品）及其相互关系，并据此提出了党对经济建设应该采取的方针路
线。应当指出，在这个重大问题上能作出如此全面系统分析的文件，《提纲》
在当时可说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受到了中央的重视。其中的许多思想被吸
收到1949 年3 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文件中。到1949 年7 月这个期间，
张闻天还先后就供销合作社的方针、土改后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对待私
人资本主义政策等问题，向中央和东北局写了四个文件。其中允许少数新
富农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等意见，曾受到过非难，但他并没有轻易放
弃这些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1954 年电力代表团到苏联参观时，他在大使
馆接见过刘澜波和找，那天见到李德伦来使馆，知道他当时在学点音乐，
因此使我产生了一种他在苏联时颇有“闲情”的感觉。在庐山会议前期，
毛主席同我们几个人的一次谈话中，谈到遵义会议召开前，先将张闻天、
王稼祥争取过来的故事，还说到派张到苏联当大使，来不及事先征求他的
意见之事。这就使我证实了当年的这种感觉：张闻天还是想在国内做事的，
而且仍然对经济有执著的兴趣。1956 年反急躁冒进后，他就在驻外使馆谈
过，国内有冒进，供应紧张，原材料不足，盲目追求高速度，是主观主义，
忘记了国家还很落后。他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准讲反冒进是有抵触情绪
的。因此，他在庐山作长篇发言，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大跃进提出全
面的看法，是很自然的事情，是题中应有之义。他比较全面地掌握了实际
情况，又有经济理论修养，因而能抓住问题的本质，站得高，看得远。何
况他是过来人，过去犯过严重的“左倾”错误，按照他后来检讨时说的，
对“左”的东西特别敏感。他又是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在这样重要的
历史关键时刻，有责任向党中央阐明自己的看法。
这个长篇《发言》是7 月21 日在华东小组会作的（组长是柯庆施），距
离毛泽东7 月23 日作反有报告，只有两天。这时对《纪要》特别是对彭德
怀的信，非难已经很多，如说这封信的矛头是“针对主席”的，“小资产阶
级狂热性就是‘左倾’路线错误了”，“路线错误那就要更换领导了”，种种
说法都在传开，形势已经比较紧张。正是在这样严重的时刻，张闻天作为
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以鲜明的态度，确凿的事实，科学的语言；冒险
犯难，极言直谏，完全支持已经遭到非难的《纪要》和彭的信，作了长达3
个小时的发言。后来批斗他时，说他的发言对彭的信作了“全面的系统的
发挥”，是“进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党纲领”。小组会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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