讳言；目的是为了今后更好地跃进。
“去年许多东西都是正确的，主要是有的过了头，超过了客观可能性，
因而出了问题。关于钢的指标，八大二次会议所提，比较接近客观实际（1959
年1200 万吨，1962年2500 万吨至3000万吨）。二次会议后，华东600 万
吨带头，就想得过高了，远远超过客观可能。主席提的某些指标曾是当做
问题提出的，应该独立思考，讲清情况，慎重回答。冶金部的思想解放过
了头，只根据炼钢能力提出过高的指标，对上下左右内外前后，照顾考虑
太少。计委主要是根据冶金部这种不可靠的指标，作为整个计划的依据，
没有很好综合平衡。关于综合平衡问题，曾经在思想上发生紊乱。武昌会
议之前人们只讲打破平衡，打破比例（《红旗》1958 年12 期的社论可为代
表），不大敢说比例关系、定额计算。成都会议上，主席所提的均衡的有节
奏的生产，有劳有逸，留有余地，波浪发展等等，很快都忘记了。有不少
正确的东西过了头。例如敢想、敢干、规章制度的打破，对苏联经验的看
法，权力下放，等等。去年安全工作有很大的忽视，据统计伤亡15 万人，
其中死5 万人。（按：这是中南组开会初期，罗瑞卿提供的数字）也有些事
情简单化了。如下达计划采取压的办法；插红旗、插白旗的不够慎重（在
农业上，插白旗者问题少，插红旗的反而问题多）；放松了传统的由点到面
的经验。过去发表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言论是很严格的，去年在这方面
也有轻率之处。如王任重在《七一》（湖北省委理论刊物）上发表的《毛主
席在湖北》一文，是不够慎重的（按：其中有毛泽东讲粮食多了怎么办这
类话）；又在三峡科学研究几百人的会议上（可能有非党干部）讲话：成都
会议的决议都是促进的，惟有关于三峡的决议是促退的。中央工业各部在
计划指标涨风中，虽然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但基本上是一齐抬的。当时连
纸面上虚假的平衡也是片面的。当前突出的问题，钢铁是数量与质量的矛
盾，这也是冶金部同一机部和其他各部的矛盾。过去说，没有数量就没有
质量，现在应当说，没有质量就没有数量。要下决心，宁可少些，但要好
些。
“去年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某种空气与压力的问题，对于提出某
些怀疑和反面意见的人，轻易戴上观潮派、算账派、促退派的帽子，压力
是很重的。对1959 年3000 万吨钢发生怀疑，曾认为是立场问题，离开总
路线问题。《经济消息》今年第3 期发表了关于完成2000 万吨钢所存在的
一系列困难，即受到批评，听说当事人还作了检讨。去年6 月到今年年初，
确实有些反面意见很难提出来，很难展开讨论。
“这次庐山会议仍有不愿谈缺点、不愿听缺点的情况；一谈缺点，就可
能是否定成绩，这种压力还多少存在。对于《议定记录》草稿‘关于形势
和任务’部分的批评，有些是过重了的。彭总的信把一些意见提出来作为
对立面，引起大家深人讨论，这种精神是好的。（按：本来我也讲了‘小资
产阶级狂热性’这种提法值得考虑。修改记录稿时，我删掉了这句话。）紧
张形势是存在的，总的说来不是很快就能完全解决的。虚夸的问题也还没
有完全解决。”
我发言之后，同期《简报》上刊有同组其他人的发言，大抵都是针对我
的发言说的。如关于形势问题，大家认为是完全可以好转的，现在浙江、
河南、河北都有好转，有些地方群众干劲更踏实了。对紧张要分析是什么
性质的紧张，究竟紧张到什么程度。工业方面，无非是原材料紧张，经过
调整平衡，加上增产节约，也是能够解决的。庐山会议，大家没有感到有
怕说缺点的空气。对缺点不是不讲，不在讲多少，是要弄清它的性质。我
们的缺点或错误不是方针路线性的，是在执行正确方针路线中产生的。对
《议定记录》草稿，大家提出不同的意见，只是表明不同的看法，不是不
许说缺点；更不是对起草人的意见等等。
还记得这样一件事：当时浙江同志的发言讲农村情况已大有好转，市场
供应鸡蛋已很丰富。叶季壮（外贸部长）一听说鸡蛋多了，马上兴奋起来，
只盯住浙江同志问，鸡蛋能调出多少，因当时外贸太困难，完不成合同。
当然问不出结果。
北京来的人大都住在一座楼上，记得刊有我发言的《简报》出来之后，
遇到贾拓夫、韩哲一和宋平三人，他们一起向我作揖，说是代表他们发了
言。“文革”期间住秦城监狱时，还有外调韩哲一历史的人，要我为此事写
材料。
7 月20 日前后，小组会上对《议定记录》发表的意见逐渐减少，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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