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把所有这些经验总结起来，引为教训。基层干部的浮夸作风、强迫命
令与我们上面的计划偏高偏大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们只是鼓下面的劲，某
些事情办法不具体，某些事情或者我们自己心里也是‘虚’的，然而还总
是去鼓劲，这当然就会发生缺点或者错误的。这种情形，我们自己当然首
先就负有责任。这个经验或者说教训是极为深刻的。我的看法，这次会议
把缺点讲透很有必要，只有如此，才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缺点少讲，
或者讲而不透，是难于使我们自己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的。缺点讲透，会
不会妨碍我们这些人的积极性呢？我认为正确地检查缺点，不仅不会泄劲，
反而能够更鼓正确的干劲的。”小舟对彭德怀的信，最后表了个态：“彭总
给主席的信，我认为总的精神是好的，我是同意的，至于某些提法、分寸、
词句，我认为是可以斟酌的。”在我们几个人的漫谈中，对于“小资产阶级
狂热性”等提法，我们都是觉得不大妥当的，容易引起误会。
我在第一组。作为《记录》草稿的参与者，我发不发言呢？一次散步时，
同吴冷西谈及，他觉得有责任讲，应当讲。（他的发言谈到彭德怀的信，只
认为是文字上的问题，后来也挨了批评。）我上山时，确实带了一大堆问题，
如综合平衡、比例关系等问题。我认为关键在1958 年5 月的华东计划会议。
那时柯庆施正进人政治局，很受宠信，头脑发热得厉害，对下骄横得很。
上海工业基础较好，于是想钢铁先来个大跃进。李富春以及王鹤寿、赵尔
陆。吕正操等工交部门主要负责人都云集上海，帮助华东订1959年的大跃
进计划。我代表水电部参加会议，与冶金部副部长徐驰住隔壁房。华东钢
的指标涨到600 万吨，各大区通电话，一起看涨，因此导致1959年计划的
过高指标，也推动了北戴河钢索性翻一番。我再三问徐驰有无可能性，徐
答华东有此条件，别的地区恐怕不行。一机部的部长助理陈易，则向我诉
苦。当时一机部同冶金部矛盾已开始尖锐起来，主要是钢的品种太少，质
量也有问题，如发电设备主机的大轴，即远不能满足需要。会议期间，我
到阔行参观过制造发电设备的三个大厂，厂长告诉我：指标是柯老硬压下
来的，会上无法提意见。汽轮机厂厂长还向我做了一个手势：这玩意是会
飞的。即大轴出了问题，发电机可以发生大事故，乃至厂毁机飞，历史上
上海出过此种事故。于是华东1959 年的大跃进计划，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我在会议上顶住了，电力无法保证，我有账可查、可算。柯庆施甚为不满，
给我们放上海大跃进记录电影看，还让我去参观上海三大跃进厂：江南造
船厂、一个变压器厂和永龛钢管厂（后两个厂都是里弄小厂）。临走时，我
给柯留下一封短信：奉命去看了这三个厂，很受教益，但不能解决电的问
题，电仍无能为力。其实，当时江南造船厂“3 个月下水”的一艘5000 吨
轮船，我上去看了，只是一个空壳壳的船体而已，主机和内部其他设备装
修都还没有赶上。这个情况我不便在短信上反映。华东计划会议后，我将
这次会议情况及我的疑虑，于7 月7 日向毛泽东写了第一封信，信中主要
谈到电力设备等情况：根据华东需要推算，1959 年全国共需生产发电设备
900 万千瓦（各国最高年产千瓦，英国为400 万，苏联750 万，美国1370
万），相当于1958 年的10 倍。发电设备的复杂，还在变压器、开关、仪表、
电缆以及电动机等配套，大小几千种，特别是铜、铝原材料不够。电与一
切工业生产有直接关系。1958 年全国发电量达不到300 亿度，按华东计划
推算，1959 年全国缺电100 亿度以上。因此，全国工业必须分轻重缓急，
很好排队。否则会出现整个国民经济失调，财政收入减少，反转来影响重
点建设。大家都全面跃进，一切都感不足，需要强调协作和照顾全局精神。
信中最后有这样的话：有些事可以蛮干，有些事蛮干不得。大家确实鼓足
了廿四分干劲，但是在计划上很少听见“留有余地”。这封信长达3000 字。
后来证明，在北戴河会议以前，毛泽东并没有重视这封信，武昌会议时才
予以重视，特别找我详谈了一次。7 月20 日，我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就先
讲了华东计划会议的事。现在将《简报》上刊登的照录如下：
“去年大跃进的成绩是极其伟大的。产生了总路线和整套方针。在许多
方面特别是在速度上突破了苏联的经验，突破了许多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
束缚，技术革命收获很大，在群众路线上也有发展。成绩是根本的。缺点
虽然是一个指头，但有些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对缺点和问题要讲透，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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