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有前例的。正是由于毛主席、党中央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才产生了十大
关系的报告和党的总路线。在这个基础上，做具体工作的同志应该具体地
总结各个工作部门的专业性的经验。总结经验，要有原则的总结，也要有
具体的总结；要有政治的总结，也要有经济的总结。经济有经济的规律，
社会主义经济有社会主义经济的规律，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又有中国社会主
义经济的规律，正如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所说战
争的规律、革命战争的规律、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一样。为要取得经济战
线的胜利，就必须深人研究经济的规律。去年下半年发生的一些问题，原
因之一就是我们对经济规律和经济工作的具体经验研究得不够。在这次会
议上，需要认真地总结一些经验。为此就要有利于总结经验的空气，让参
加会议的人畅所欲言，不要感觉拘束，不要一提出问题，好像就在怀疑成
绩，是在把缺点夸大了。缺点不应该夸大，也不应该缩小。但是，在现在
的会议上，各人所见有些参差不齐，也不必紧张。总之，只要是问题存在
的，就要加以正视，研究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应该有什么说什么，不要
戴帽子。如果说错了，讲清楚改过来就行了。我们讨论的目的无非是早日
实现光明的前途，这一点大家是一致的。说虚夸已经完全过去了，我不能
同意。虚夸的主要方面是下降了，但不是没有了。毛主席要求我们的宣传
工作像过去发战报一样，确实缴了几枝枪就说缴了几枝枪，一枝都不要多。
在经济统计中达到这个目的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要为此而努力。我们党，
在长时期中形成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现在应该恢复这个传统。”
胡乔木的发言是有代表性的，他至少代表了我们这些认为缺点应该说
透，认为会议还有某种压力的人。他完全没有提及彭德怀的信，但实际上
是支持这封信的。
李富春也在第二组，他接着发言。他认为正确地认识形势和认真地总结
经验是密切结合的。“对形势有不同看法，通过讨论求得认识统一是完全必
要的。对于总结经验，认真研究缺点错误以利于提高我们的工作，也是完
全必要的。1958 年以前，我们建设的经验是有一些，但是，很多具体的经
验认真总结很不够，而且如何用于大跃进中来，也没有把握。就全党说，
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全面的建设经验，确实不够，大跃进的经验也确实没有。
从去年北戴河会议到现在，10 个月来，全党取得了大跃进的经验，这是过
去8 年经验中所没有的。问题确实不少，经验教训也很多，需要认真总结，
因之就需要大家冷静下来。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说，不冷静是不可能总结经
验的，从去年郑州会议到现在，中央都是在不断地发现问题，纠正缺点错
误，不断地总结经验。我们一方面要说，9、10、11月中发生了不少问题，
以及现在还存在的和还可能发生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现在的情况
与去年下半年比，已经有显著的变化，这也正说明了党掌握了批评与自我
批评武器的英明伟大，也正是‘前途光明’的有力保证。”同样，李富春也
没有提到彭德怀的信。
周小舟也在同一个组，李富春讲完之后，他接着发言，讲了不少心里话。
他同意《议定记录》关于“形势与任务”的总精神。肯定了总路线的正确
和大跃进的成绩，应该如少奇说的，把“成绩讲够，缺点讲透”。主席提出
“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的精神要大讲特讲。“我想，
庐山会议是高级干部会议，所以在肯定成绩之后（这点是大家意见一致的），
应该着重总结经验。得失问题，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领导总的来
讲，成绩肯定是伟大的，是‘得大大多于失’的。这个思想，在这次会议
上是一致的。但对于总结经验、揭发缺点，从而克服缺点或者对于某些具
体问题的看法，我看还不是完全一致的。我以为个人由于工作方面不同、
接触的事务不同，因而看法有所不同，这是很自然的。大家一块讨论，从
各方面把问题提出来，经过分析和讨论，就可以达到一致的。从具体问题
来讲，得多于失，得失相等，失多于得，我看都是有的，要分别讲。比如
湖南去年建了5 万个土炉，有两万个炉子根本没有生过火。某些地方晚稻
并秧，大大减产，这些，我看就只有失，无所得。同意《议定记录》关于
缺点原因的原则分析。我们这些人都是好心想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总想多搞一点，快搞一点。刮‘共产风’也是想快一点搞共产主义，其结
果是违反价值法则、按劳分配等某些社会主义原则，所以是错误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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