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的成规”。基建项目过急过多了一些，“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关于公
社化发生的问题，经过中央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关于全民
炼钢，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人财物力，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
但也是“有失有得”的。在第一部分中，后来被指责为“否定大跃进”或
“别有用心的”，是“有失有得”四字。（“为什么要把‘失’字写在前面呢？
这还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吗？”）以及谈到基建项目与计划安排时
的一句话：“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
被攻击得最厉害的是第二部分，即“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中的
这样几段或几句话：
“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
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
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
“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轰金门、平定西
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
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浮夸风气，
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
受重大损失。（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
1958 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
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
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
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
工作中的具体措施。……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
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
关于当时各地“左”的倾向还在继续和发展，彭德怀掌握了很多材料，
他并没有都在信中反映出来。如相当多的地方还在搞大兵团作战，不分强
弱，不计报酬；由于拆房建居民点，有些群众无处栖身；不少地区抢着实
行“园田化”（即耕地、休耕地和种树栽花各l/3，这是1958 年愁“粮食多
了怎么办”，毛泽东提出过的设想），加上农村劳力极端不足，1959 年春播
全国比1957 年少9000 万亩；由于基建项目过多，资金材料等过于分散，
造成了限额以上项目窝工待料等严重后果；以及市场的紧张等，信中都没
有写。可见彭德怀在写信时，还是留有余地的，并未感情用事，而是考虑
到收信人的接受程度的。他曾估计，即使采取有效措施，至少也要两年才
能恢复到1957 年的正常情况。这些都是他当年在庐山的一个笔记本中写到
的。
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彭德怀自述》说道：“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
象是非常忧虑的。我认为当时那些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
不上去，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我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
议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两条
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所以我7 月14 日
给主席写信的目的，就是为了尽早地纠正当时存在的那些问题，也正是为
了维护总路线、大跃进和巩固人民公社，并没有什么‘阴谋篡党’、‘反对
毛泽东同志’的目的。那封信，只概括地提出了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并
没有论述那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同时我也论述不出许多的原因。我想，横
直是写给主席自己作参考的信，他会斟酌的。”由此可见，这封信确实是写
给毛泽东本人参考的。不论动机与内容，写信人应是无可指责的。
对彭德怀的信的反应与形势的变化
7 月16 日重新编组之后，彭德怀的信也分发下去了。从17 日起，开新
的小组会。头两三天，对《议定记录》稿与彭德怀的信的意见，发言者如
有涉及，大体是同时谈到的。后来两三天，即到22 日下午为止，如果涉及，
就只是对信的评论了。但总的还是在“形势与任务”这个范围内来谈的。
这时总理正召集各部开会，讨论计委提出的今明两年的计划安排，落实各
项主要指标，通过《议定记录》，以便结束会议。
会议原来还是比较平静的，虽有不同意见，在一些问题上有所交锋，但
并不很尖锐，没有根本性质问题的争论，也少长篇大论。所有的发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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