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
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
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
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
之地也。”这似乎可以看做他人民公社思想的胚芽。这篇文章中关于“工作
之事项”的规定“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鸡鱼”，岂不也很像他
后来概括的“农林牧副渔”么。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提到了康有为，
将他列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并且说，
“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对康
有为关于大同世界的设想，其中哪些是应该而且可以实现的，哪些只不过
是乌托邦的幻想，毛泽东在他的全部著作中，无一字评论，这里只是为康
有为惋惜：未能找到通向这个理想的道路。现在到了中国人民大跃进时代，
毛泽东自认为已找到了这条道路：他执掌国柄，康有为只能想想的事情，
现在可以付诸实施了。在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时，他说过这样的
话：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当年筹办人民公社的时候，
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曾经把康有为的《大同书》和《哥达纲领批判》
一同送给徐水县的干部。由此也多少可以看出人民公社的指导思想有多么
驳杂了。在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
泽东还为《张鲁传》亲自作注，印发与会者。他对汉末张鲁所行“五斗米
道”中的“置义舍”（免费住宅），“置义米肉”（吃饭不要钱），“不置长吏，
皆以祭酒为治”，“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
合）等做法，也是欣赏的。看来，除了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之外，近世欧
美日本的新村思想，中国历史上农民平均主义理想社会的思想，都给了毛
泽东或多或少的影响。
回顾这一页历史，真不能不使人感慨万千。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
毛泽东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打败了强大的内外
敌人，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毛泽东不愧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胜利
以后，要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体现中华民族雄心壮志的
领袖，由于急于求成，欲求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的“挨打局面”，要超英赶美，
同苏联并驾齐驱，于是终于陷人了自己从来对之深恶痛绝的主观主义：竟
然无视中国生产力还很低下的现实，无视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客观规律，
无视内外主客观实际情况，于是战争年代的谦虚谨慎一去不复返了，以为
凭借战争时期的经验，党和个人的威信，动员起来的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
就可以创造人间奇迹。于是晚年的毛泽东终于陷自己于带空想色彩的理想
社会主义中而不能自拔。1959 年的庐山会议，实际表明也是一场为维护这
种理想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
上庐山开会（关于我的记录本）
1959 年6 月30 日接到通知，上庐山开会。这天北京上山的人到居仁堂，
彭真传达了要讨论的13 个问题，说是开神仙会。一起听传达的有薄一波、
康生、吴冷西、田家英等。
我在庐山会议时用的一个黑皮记录本保存下来了。庐山会议后，在水电
部受批斗时，我曾经将自己多年来的全部日记本、工作笔记本、来往信件
（主要是家信）等，凡属可以反映思想动态的一切资料，统统上交了，以
便组织上彻底“清算”我这个人。（在延安“抢救运动”时就有过这种经验）
可是，我惟独保留了这个记录本以及在庐山时的有关资料。我觉得这是山
上这场大风波的真实记录，为历史也为我自己，我应当将它们留在身边。
1963 年12 月下旬，从北大荒回京闲住二年后，我再次被下放到安徽大
别山中的磨子潭水电站，当文化教员。1967 年11 月10 日，当时安徽省军
管系统来人，以负责人要找我谈话为由，连夜将我送到合肥。我当即明白
是被捕了。（果然第二天用专机将我送到北京入秦城监狱）在清理我的书物
时，我告诉那几位穿军服的同志，这个本子是重要之物，我特在封里写上
“李锐庐山会议的记录本”几个字，以防将来找不到。1979 年1 月，我回
到北京重新工作后，中组部的同志来退还“专案一办”为审查我而收存的
全部有关资料时，却不见这个记录本。这使我想起1967 年8 月间的事情。
北京专案组的几个人，持中央办公厅和公安部的介绍信来，要我交代同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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