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木、吴冷西和田家英的关系，特别是在庐山时的情况，并说专案组长是
周总理。当时我虽已50 岁，且是8 年戴罪之身，却依然少年气盛。我说，
毛主席周围的人，最危险的不是他们三个人，而是陈伯达，“我最不放心的
是陈伯达”。于是我举出事例，以为证明。但是专案办的人不让我写材料，
只答应口头转告周总理。于是我向总理写了封信。10 月间，专案组的人又
来过磨子潭一次，向我查问有关事情，并退还我给总理的信，说此信他们
不能转交。因此，11月10 日遭逮捕时，我心中明白，定是同触犯了陈伯达
有关。那时此人正红得发紫。我将这个情节告诉中组部的同志，请他们设
法找到这个记录本。果然，不久他们从陈伯达的档案中找到了。（这个记录
本上没有像其他退回的资料一样，盖印有“专办”的编号，可见一开始就
被陈伯达取走了。）
1980 年10 月到11 月间，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草稿时，我根据这个记录本，得以将庐山会议的情况作了扼要的介绍。
当时大家对这个介绍是很感兴趣的。现在还是这个记录本帮助我完成写这
本实录的任务。
记录本的第一页记有：6 月30 日居仁堂传达：庐山会议要谈的13个问
题，只记了前5 个问题的简要内容，可能是当时觉得反正上山后会有正式
文件的，其他的就没有再记，5 个问题所记如下：
一、读书。中委、省、地委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卷。
为基层干部、公社党委编三本书：好人好事，如王国藩，实事求是；坏
人坏事，虚报浮夸，随风倒等；中央指示，加省委的一些指示。
读完要考试，在职干部要抽时间学习。不要做热锅上的蚂蚁，要做冷锅
上的蚂蚁。
二、国内形势。形势好转中，何时基本好转？彻底好转？盲目性也减少
了。
三、今年任务。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商业、运输、劳动。
四、明年任务。
五、1962 年任务，不是搞数目字，先确定方针。
（三、四、五三题，后来并为“任务”一题。）
从将要讨论的问题来看，大跃进的高温早已下降，从毛泽东到地方负责
人，大家都已冷静下来，都觉得需要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安排好今明两
年的任务和各项工作。“人心思定”，许多指标需要进一步落实。
北京上山开会的人，主要是计委和工交各部的负责人，同乘一专列，于
7 月1 日下午7 时到武汉，随即乘船到九江。车上李富春召集工交各部负责
人开了一个短会，研究1960 年计划方针。我在发言中谈到，去年的教训在
于没有了综合平衡或有了也不起作用，“万马奔腾’都是脱缰野马。经济活
动本身有其规律，不论怎样“跃进”，也摆脱不了客观规律的制约。我还转
告了同在车上的胡乔木的有关谈论。胡乔木也谈到对综合平衡、经济规律
的意见：如天体运动，太阳系各行星绕太阳运动，有其轨道，不能失去平
衡。火车、汽车运行也有车道，规律亦如车道，车子如不按车道走，就要
出事故，特别是火车，一出轨就要造成大事故。
我同胡乔木认识较早。1939 年夏，南方局开青年工作会议，我当时在
湖南省委组织部工作，兼省青委书记；冯文彬、胡乔木代表中央青委从延
安来到重庆。开完会后，胡乔木到湖南检查青年工作，我随即调离湖南撤
退到延安，我们一直同行。到延安后，他将我留在中央青委宣传部工作。
吴冷西是我在延安《解放日报》工作时的同事。田家英在中央政治研究室
工作，有文章寄到报社，必经我手（我管评论），于是成为文字之交。在专
列上，我同胡乔木、田家英有过闲谈，主要是交换各自的看法，对1958 年
的大跃进，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也同吴冷西有过一次闲谈。吴说，不久
前在毛主席处谈话，主席这样谈到：搞经济，我们这些人恐怕是不行了；
还说，去年是打了一次败仗；又说，沉重心情5 月后才开始好转。吴说，
主席还谈到政治家与书生问题：书生多端寡要，抓不住时机，不能当机立
断。1957 年反右时，抓住卢郁文讲的话，写了《这是为什么？》，使形势急
转。这使我想起田家英1958 年同我的一次闲谈，谈到他有次和谭震林一起
在主席处谈话，谈到经济形势和有关问题时，主席突然说起，还拍了桌子：
“只有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因此在火车上，我们四人的交谈中
有一共同观点：1958 年毛泽东亲自到前台来直接管经济，来发号施令，结
果碰了这么一个大钉子。这时，他自己也感觉到，应当如何来转弯了。
在“江新”轮船上，遇到陶铸，他请我们吃荔枝，谈到广东因闹水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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