础是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我认为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既是党的阶级
基础，又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可靠的阶级队伍，也是我们观察问题的落脚
点。在执行总路线中出现的群众性的两件大事（一是大办钢铁运动，一是
公社化运动），是历史上空前没有过的，而彭总的信中批评的锋芒恰好针对
着这方面。很明显，对去年大跃进的看法，如果从同情1.5 亿至3.5 亿贫
苦农民和9000 万大炼钢铁群众的态度出发，那就会做出正确估计；如果离
开了他们，那就一定会做出错误的结论。主席批评那些方向错误和动摇的
人，本质上的错误，就是离开了伟大运动中的群众。彭总信的错误也在此。
李井泉还谈到彭德怀对人民公社和大办钢铁的看法：彭总多次说公社不办、
迟点办更好，很不赞成“吃饭不要钱”的口号。这是对生产关系要适应生
产力发展认识不足，特别是对贫苦农民要求解决贫困的迫切心情缺乏同情
感，因而对公社化的看法也是错误的。彭总信对小土群的看法，前后在意
见书中也有错误的。信中一段话的主词是在前面肯定了浪费，而把巨大的
成就却估计得不够。后面只说虽是浪费，是“有失有得”，这种估计是不恰
当的。彭总这封信只能使人们感到我们在公社化、大跃进中犯了一个了不
起的大错误，甚至犯了路线性质的错误。实际上起了否定总路线的作用。
柯庆施在24 日、26 日两次长篇发言，《简报》一次刊出时，约五六千
字。他说，“我决不是不承认缺点、错误的人，但即使在一两件事情上有怕
痛、护短的情况，也是不应该的”。“现在有人只衷心高兴第二句话（问题
不少），到处扩大缺点。”他着重谈了对彭德怀的信的看法：“这封信的整个
内容，应当肯定是错误的。”尤其是信中说的工、农各阶层间关系紧张是政
治性的，浮夸风吹遍各地，“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易犯“左”的错误，
纠“左”比纠右难等，实质上否定了大跃进，否定了总路线的正确。于是
谈到路线错误问题：“从党的历史上看，只要路线错误，就非要改造党的领
导机关不可，因为历史证明，凡是路线错误，自己是不能改正的。”柯庆施
的这两次发言，是开始批斗彭德怀时，小组讨论中最早的“画龙点睛”之
笔。
王任重在24 日的发言中谈到了如何对待群众运动中的“偏差”问题。
他说，建设中的群众运动有其不同的特点，但一切群众运动都是一样，要
么就不起来，冷冷清清；要么起来了，就出些“乱子”，出些“偏差”。对
于这些乱子和偏差，应当怎么看法，怎么解决，这在我们是有过无数次教
训的！抗战期间有过反“左”泼冷水的教训。1947 年的土改出过“左”的
偏差，主席及时纠正了。三反。五反、镇反都有过某些“左”的错误，也
都及时纠正了，没有泼冷水。1956 年跃进刚起来，来了个“反冒进”，主席
批判了反冒进的错误。1958 年是更大的跃进。这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出
些偏差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采取什么态度，是肯定成绩、纠正错误、巩
固胜利、继续跃进呢？还是泼冷水？王任重说，关于全民大办钢铁和人民
公社化是两大功绩，不是两大罪状。执行当中有缺点错误，是暂时性质的。
有许多问题都是事先预料不到的。碰了钉子知道回头，挨了饿学会过日子，
不值得大惊小怪，忧心如焚。右派攻击我们是“卫道者”、“歌德派”、“教
条主义者”，我们就是要保卫总路线，歌人民之功，颂人民之德，绝不能动
摇。
我20 日的发言，曾点名批评了王任重两件不慎重的事。23 日讲话之后，
他向大会秘书组写了一封信，刊登在《简报》上。他说：“李锐同志在小组
会的发言中，说我在三峡科学研究几百人的会议上讲，成都会议的决议都
是促进的，惟有三峡的决议是促退的。我要说明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中
央关于修建大坝的决定，我参加过讨论，我是十分拥护的。我只是说过有
的同志希望时间更提早一些，要求科学家们鼓足干劲，想办法能使三峡大
坝的修建提前完成。我写《毛主席在湖北》一文是不够慎重的。但是我决
不会在那样的场合说中央的某一个决议是促退的。那样说是违背党的组织
原则和纪律的。”由于形势的发展，我没有就此事再饶舌了。不过，“促退”
之话是确确实实说了的，这是参加会议的机械部主管电机制造的负责人告
诉我的，当时他们被将军将得很厉害。
康生在第四组，24 日也作了长篇发言。他说：“主席提到立三路线、王
明路线、张国焘路线、第二次王明路线、高饶事件等历史教训。我昨晚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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