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会通过了。为更改指标，应由八中全会作决定，向人大常委会建议通过。
去年的事情，全世界议论纷纷。苏联无非三种人：觉得有些可惜，改了为
好；应当用一切力量来帮助我们完成；历来不相信讲怪话的。西方早说达
不到，并说去年实际产量没那么多。英国和日本比较讲了些实话：并非大
丰产。同我们现在议论的一套差不多，我们跟这些资本家有某些相通。
二、路线问题，究竟采取哪一条好？扯了很久，开全会再扯几天，差不
多了，双方都开门见山，不搞外交辞令，横直讲老实话。疙瘩不解开，不
好工作，多少时候了，不解开，当面不扯。解开了，以利团结和工作。
此外，还有些业务问题，到8 月1 日搞完。
《议定记录》文件，已改到第三稿，合乎实际，有利团结、工作。起草
是个过程。一稿被攻倒（主要指“关于形势和任务”部分），二稿作者本人
不满意，现在三稿准备发表（实际上后来打人冷宫了）。全会发表个公报。
修改指标。下半年要鼓劲。公社怎么办，解散还是维持？用公报的形式来
回答。内部扯的一套，不上公报。每天（简报》这么多，有些问题不宜发
表。形成一个全会决议c
有些同志发议论，民主不够，谈得不充分。想把民主搞够一点。一个月
开次中央全会也难，一年四季，一季开一次完全可以。有些事没有充分说，
确有问题。8 月上旬开全会。全会方式还是分开开小组会。
当时各小组讨论中，有人追问23 号晚上我们三个人到黄克诚住处之事。
“湖南集团”的指责即由此而来。为了消除毛泽东的疑虑，田家英转告胡
乔木一个主意，让我给毛泽东写一信，以释去23 号夜晚的猜疑，即“右倾
活动”。胡乔木大概是考虑到毛泽东原来对我的好感，刚开过的上海中央全
会上，因为我又给他写了一封信（第三封信），我还是受到当众表扬的人。
30 日一早，得到通知，毛泽东找黄克诚、周小舟、周惠和我去谈话，
谈了一个上午。应当说，气氛还是比较缓和的。毛泽东首先说，他过去不
了解黄克诚的历史，不了解彭黄之间的关系。谈了一些一军团与三军团的
历史问题，还提出人们惯言他们两人是“父子关系”。黄克诚谈了他在三军
团工作初期的一些情况，在江西被怀疑成AB团，几乎遭杀害时，是彭总救
了他。因此，同彭的私人感情关系始终很好。由此就谈到，尽管如此，但
在某些政治或思想问题上，同彭常有争论，有不一致处。毛泽东就说，政
治。思想、感情是统一的东西，“我自己的理智与感情总是一致的”。随后
毛泽东又谈到“政治参谋长”问题。黄克诚说，我这个总参谋长，当时是
主席，是你提名要我当的，并不是彭德怀提名的，“我同彭总的工作关系是
正常的”。毛泽东于是说，这些疙瘩要解开。（意指过去不大了解黄克诚的
历史及彭黄关系）后来就提到人们有“湖南集团”的说法，同我们几个人
不通心，同周小舟尤格格不人，希望周小舟“不远而复”，快点回头。我们
又都谈了些会议情况，当前空气太紧张，许多问题难以分辩。毛泽东说，
要容许交锋，容许自由辩论。我们对“湖南集团”的说法，很不以为然，
这样，一些老熟人的往来，都成为问题了。毛泽东说，这是一种误会，要
我们不必介意。然后又跟我们谈长征旧事，在遵义会议之前，怎样先将张
闻天和王稼祥争取过来，否则遵义会议也难开好。还讲到张国焘逼迫南进
时，幸亏叶剑英接到电报，先告诉中央，“要永远记住剑英这一功劳”。
毛泽东找我们四人谈话，无疑是要我们不要再受彭德怀的影响，谈起长
征旧事，意味尤其深远。这一点，我当时也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
谈完话出来，遇见田家英，我颇有点轻松之感，将“解疙瘩”。“湖南集
团”是误会等告诉他。田家英说：决不要轻信，大难还在后面。当然他们
知道内情，我也不便多问。这时，田家英还告诉我他们的几点看法：彭德
怀是政治局委员，政治局没有开会讨论，就让小组去批斗，太不应当了。
慨叹毛泽东这样独断专行，晚节不终。他们还担心总理也被牵扯上。田家
英还激动地说：这些党的元勋，应当受到保护。由于二议定记录）草稿同
时挨批，他们也有自危之感。
28 日第一组的小组会，仍集中批评我，主要还是追究“出轨。翻车”
之话。这时，彭涛谈了此事的经过：“在火车上的议论，记得当时李锐同志
这样说：比例失调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般的不平衡，好像开车的开得有
点歪；一种是严重失调，就好像出了轨。出轨与翻车实际上是一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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