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那些瘦弱、疲倦的幸存者的队伍行军到这个地区时，”韦伯斯
特躲在红十字会所的不大亮的地方，不想有人看到他的脸。他们问
，“韦伯斯特，德国佬在卡朗唐的另一边发动大反攻，F连撤退，E
连的侧翼暴露时，你到什么鬼地方去了？”
韦伯斯特虽然挺尴尬，还是很高兴看到朋友回来。“营里的弟
兄即使不知道名字的，看着也面熟，”他写道，“你感到自己是大
家庭里的一分子。你和这些弟兄们之间的关系远比和任何平民百姓
都亲近得多。”
韦伯斯特申请调回E连。他在营部直属连的大部分时间一直当弹
药手，因此在诺曼底，只打过一次机关枪，然而“我渴望战斗。我
想尽快把战争打完；我想在前线连队中作为一个步兵去战斗”。于
是，他成了1排的一员。
韦伯斯特的看法正如他给父母的信中写的那样，“我每活一天
都觉得是赚来的。我从不认为地在下次空降中幸存。如果我回不来
了，你们要想开点。我希望能说服你们，让你们和在战场上的我们
一样把死亡看得淡一些。在战争的硝烟中，你可以预料到伤亡，预
料到某人被杀，当你的战友被机关枪打中脸部时你不会觉得惊讶。
你只能继续。这和平民的生活不同，平民生活中突如其来的死亡总
是让人觉得出乎意料。”
他的母亲回信给他，对儿子这种看法感到大为惊慌（她还为韦
伯斯特的弟弟感到担忧，他的弟弟刚刚加入了伞兵部队），韦伯斯
特给母亲的回复非常直率：“你难道更希望别人的儿子死在泥泞中
吗？你希望我们赢得战争，但很显然你又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流血牺
牲。这真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心态。”
“总得有人去打仗、杀敌；总得有人在步兵或伞兵部队。如果
整个国家的人都是你这种态度，就没有人会去打仗了，每个人都想
呆在后方勤务部。这个国家又会变成什么样呢？”
利普顿感到“弟兄们处在战斗中时，出现不可避免的事是没有
办法的。人在战场上，既然无力改变这种现实，那就只得接受。一
下子，他们对死亡、尸体、毁灭、残杀、危险就都变得习以为常了
。敌人的死伤对他们的情绪不构成影响。自己人的死伤也只是给他
们留下短暂的印象，这种印象里夹杂着一种转瞬即逝的庆幸和成功
感，庆幸死伤的并不是自己。（当他们的战友倒下时，对许多战斗
着的军人来说，'感谢上帝是他而不是我'是一种普遍的想法；不过
，过一阵子，可能会生出一种罪恶感。）许多事还等着去做，仗还
要靠他们去赢，他们考虑的是这些。”
利普顿继续评说：弟兄们一旦离开前线，回到军营休整时，“
他们开始思考。他们想起战友们是怎样受的伤或送的命。他们记得
有多少次他们自己就与死亡近在咫尺。远离战斗了，死亡与毁灭已
不再是不可避免的－－战争可能结束，任务可能被取消。带着这些
想法，弟兄们开始害怕重返前线。然而，他们一回到战场，那些疑
虑和紧张全都不见了。冷漠、无情和镇定又重新回到他们身上。又
一个任务等待他们去完成，过去的自信重现了，战斗的兴奋感回来
了，渴望优秀和胜利的欲望又会再次占上风。”
这听起来有些理想化，但却的的确确是事实；利普顿和E连的许
多其他弟兄，空降师的许多弟兄，乃至整个美国陆军－－甚至德军
和苏联红军中的许多人在这场战争中就都是这样的。但这决不是说
利普顿的分析适用于所有的军人。二战中参战的军人成千上万，一
个人的话不可能代表所有的人。然而，利普顿对参战军人情感状态
的洞察依然能够对试图理解弟兄们如何忍受战争提供了参考依据。
自诺曼底之后，E连的许多弟兄拼着命与德军作战，他们坚定不
移地相信同盟国将取得战争的胜利。“我希望能快点回到战场上去
，”韦伯斯特告诉父母，“因为我还要偿还德国人不少子弹，我还
要尽可能多地向他们扔手榴弹。”德国人抓住还穿着降落伞背带的
伞兵，割断他们的喉咙，用刺刀刺他们，剥光他们的衣服，朝他们
开枪，还摧毁了一座救护所。因为这些暴行，“我们决不会打算对
他们手下留情。”至于战争结果，“在看到了滩头阵地，看到盟军
那种令人振奋的军事力量以后，我知道我们不会输。对伞兵来说，
他们就是来流血的。我想回到与敌人的厮杀中去。”
不少弟兄得到了提升。韦尔什和康普顿从少尉升到了中尉。团
里需要年轻的军官来接替伤亡的军人，温特斯推荐詹姆斯。代尔接
受战时军官委任，因为他在诺曼底时就已经是连里的二级军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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