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议后宣告，双方同意在中东实现“军事缓和”，然后保持现状。这对萨达特来说，意味着以色列将处于军事优势地位。此外，这次谈到的军事缓和以及随之苏联不履行在4月会议上同意帮助埃及作好临战准备的任何诺言，促使萨达特作出了要求苏联政府于1972年7月将其军队和顾问撤出埃及的决定。他的结论是，如果苏联顾问驻在埃及，而且苏联政府仍象去年那样耍弄他，他便无法发动战争。
萨达特的这一行动恰巧顺应了埃军中对苏联军事顾问不满的情绪。在埃军广大官兵中，要求解除苏联顾问的呼声大增。苏联顾问的粗鲁和蛮横行为引起了强烈的敌对情绪。他们自高自大，瞧不起埃及军官，用一种毫不掩饰的蔑视态度对待他们。苏联军人的整个作风和观点，是随和友好的人、地中海东部诸国和岛屿的商人以及中东地区露天市场的小贩们都无法容忍的。即使有埃及指挥官来领导设有苏联军事顾问的各营、旅和导弹连也已无济于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埃及军官痛恨他们，因为连他们的宗教也经常成为苏联顾问取笑的对象。埃及战俘在战后曾谈到，有一次在某旅的讨论会上，当许多埃及军官批评苏联武器时，苏联顾问大发脾气说：“要是我们的武器不好，愿真主给你们更好的武器。”这在旅里引起了骚乱和罢工。事情传到了集团军司令那里，这个顾问被撤换了。苏联人的蛮横行为在埃及人中造成的仇恨在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所撰写的一系列专文中都有生动的描绘，这说明了埃及与苏联决裂的原因。他指出，苏联人没有认识到，在与埃及人打交道时，他们不是与某个次等民族，而是与一个在世界史和文明史上一度起过先导作用的民族打交道。
萨达特的反苏行为，虽然引起了赞成苏联人留在埃及的分子的恐慌，但是得到了埃及军队的热烈拥护。虽然萨达特的反苏目的与以色列的想法并不一致．但是以色列对此还是感到很满意。以色列的各种言论都对苏联从以色列对面撤走深感欣慰。由于并不了解萨达特反苏行动的真正原因，这些言论对此举的动机所作的各种分析，可谓离题万里。以色列的这一曲解，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使以色列走入歧途的错误想法。
萨达特政策的中心指导方针，仍然是要使美国直接卷入中东争端。他的所作所为都没有脱离这一方针，虽然他此刻已逐渐相信，只有采取军事行功，才能在与美国的合作中有效地推行他的政治主张。然而，他并不愿意同苏联彻底决裂，他仅仅想使自己在制定政策时摆脱苏联的影响，并阻止苏联日益干涉埃及内政的趋向。他要保持自己的行动自由，包括在今后发动战争的自由；但要采取这种行动，又必须依赖与苏联继续保持不断发展的实际关系。如果苏联不继续向埃及输送大量武器，他的计划就要落空。
因此，1972年10月，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前往莫斯科调解埃苏关系。不久，埃及总理阿齐兹·西德基也到达莫斯科，他显然成功地使苏联领导人确信，埃及不想匆忙地投向美国怀抱来损害苏联的地位。他们同意不使两国关系继续恶化下去。不久，苏联的军官即返回了埃及(此外，尚有1972年7月以后留在埃及的苏联顾问和教官)。苏联人在埃及建立了出色的战争机器，而且显然不打算放弃它；相反，他们使自已适应于埃及人那种自负态度的新环境。
在此期间，萨达特的个人地位已逐渐削弱。他由于未能使1971年成为“决定性的一年”而在他自己的国家中成为人们谈话的笑柄。尽管萨达特把未能发动战争的原因归咎于印巴战争以及其它各种原因，但是这种似是而非的借口成了开罗有识之士的尖酸刻薄嘲笑的话题。他形同笨蛋，他领导的埃及社会踌躇不决，在很大程度上人心涣散，政府威信极为低落。给国外的印象是，这个政权完全在为保住自己而拼命挣扎。政治观察家们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发展，以便分析有谁可能来代替萨达特。他们认为，萨达特之所以能留在台上是由于没有更合适的人选，而且问题在于埃及的经济对于这样沉重的军事负担和“不战不和”局面所造成的紧张能承担多久？
根据五年期满后又于1973年3月续约的协定，苏联的地中海舰队在埃及港口享有使用某些设施的权利。这些设施可用于管理和维修苏联舰艇，对于苏联海军过去10年在地中海日益频繁的活动，显然具有重要的作用。1972年12月，根据协议规定，双方必须重新协商。埃及新任国防部长艾哈迈德·伊斯梅尔将军与苏联驻开罗的军事当局接触，提出埃及愿意续约。接着，他于1973年年初继萨达特顾问哈菲茨·伊斯梅尔之后访问了苏联。由于苏联同意向埃及提供武器的要求，从埃及人的观点来看，这些访问是成功的。苏联人决定充分利用这一形势，提供埃及正在寻求的技术装备。伊斯梅尔返回埃及后，苏联立即开始把物资运向埃及。
1973年初，美国政府与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政府商谈向两国空军提供“鬼怪”式战斗轰炸机问题；这一事件较少为人注意，但无疑应被认为是引起这一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一个因素。这是美国第一次表示准备向以色列以外的阿拉伯国家提供高级技术装备。这使苏联对美国产生了疑虑，怀疑美国正在这一方面进行竞争，而苏联人认为他们在这方面已经占了上风，而且已使这些地区的许多国家依附于他们。的确，美国人与阿拉伯人的商谈，似乎对苏联准备升级和愿意向阿拉伯国家提供从未向外国提供过的武器装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多年来，埃及领导人一直对以色列的空中优势感到不安。以色列已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最富有戏剧性地证明了它的空中优势。而以色列在1970年1月突入埃及深远后方的空袭，更加突出地说明了这一优势。埃及的军事决策人始终认为，埃驻军在未获得如米格-23型、“鬼怪”式、“美洲虎”式或“海市蜃楼”(“幻影”)式等能够危及以色列人口中心和压制以色列机场的高级中程轰炸机或战斗机之前，是不能发动战争的。以色列是了解这一情况的。以色列的一份情报估计，埃及在1975年以前不会具备这一先决条件，因此在这之前不会发生战争，其理由：埃及人在得到一支足以同时对付以色列所有机场的轰炸机力量之前是不会感到自足的。然而，萨达特明白，他不能等到1975年这支力量建成。从国内形势看，如果萨达特不采取任何行动，他能否继续执政如此之久是值得怀疑的。他执意要求苏联或是提供装有苏联某些最现代化技术装备的“米格-23”型攻击机(而这正是苏联最担心在战争中可能落入以色列或西方手中的飞机)或是代之以地对地中程导弹，一旦埃及部署了这种导弹，就能遏止以色列突入埃及国土深远后方的轰炸。艾哈迈德·伊斯梅尔将军在1973年3月初的莫斯科之行是个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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