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3月，在一个相当高级的军事代表团访问开罗后，苏联便开始将“飞毛腿”式战场支援地对地导弹交给埃及陆军。这种导弹既能携带高爆弹头也能携带核弹头，射程约180英里，能从埃及打到以色列的人口中心。苏联满足了埃及人发动战争的主要要求。萨达特认为，他手中掌握了这支威慑力量，就可以代替本来必须用中程轰炸机构成的威慑力量。据档案记录，萨达特自己说，他作出发动战争的最后决定是在1973年4月，也就是第一批“飞毛腿”式导弹运抵埃及时。但实际上，发动战争的最后决定，是克里姆林宫那些决定向埃及提供“飞毛腿”式导弹的人作出的。
与此同时，1973年3月(在尼克松总统就职后)，萨达特派他的安全事务顾问哈菲茨·伊斯梅尔前往华盛顿。这次访问的目的是说服美国向以色列施加压力。尼克松接见了伊斯梅尔，据说，他愿意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但埃及必须作出较罗杰斯计划更大的让步。萨达特由此得出结论，除了发动战争打破僵局外，别无其它选择。战后，海卡尔在《明镜》周刊发表的一篇访谈中解释说：没有人对哈菲茨·伊斯梅尔访问华盛顿的失败予以足够重视。毫无疑问，正是这次访问失败，对以后的决定起了重要作用。
3月底，萨达特宣布，他除了担任总统外还兼任总理，其目的是为埃及对以色列全面对抗作准备。4月9日，萨达特接受阿诺·德·博什格拉夫采访时，抱怨尼克松在会见哈菲茨·伊斯梅尔时，拒绝对以色列施加压力，而要求(埃及)宣布以色列的合法地位以及西奈地区的非军事化。他说：
“你们美国人总是用计算机来解地理政治论方程式，而计算机也总是让你们犯错误。你们就是忘了将(埃及人的)心理学输入电子计算机。现在该是下决心的时候了……震惊世界的时刻到了。无论战前、战时和战后，外交将继续进行……现在这个国家的一切都为再次作战而认真地动员起来了——战争现已不可避免……俄国人现在正向我们提供他们可能提供的一切，现在我很满意。”
德·博什格拉夫带着采访记录返回华盛顿。尽管他向参、众两院和国务院的许多人物叙述了会见萨达特的详细经过，但没有人肯相信他。所有人都认为萨达特是在吓唬人。据德·博什格拉夫说，当时在华盛顿唯一相信这一谈话的人是亨利·基辛格博士，他对萨达特的意向不是掉以轻心。基辛格的反应是：“我也预感到有某种严重的事情要发生”，接着他发麦意见说，在即将来临的中东战争中，石油将是一大武器。博什格拉夫在访问萨达特和基辛格后，发表了他的至今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章。
一个热衷于战争的国家领导人，向世界以及各方如此明确地宣布其意向是罕见的。虽然以色列情报人士注意到了萨达特的讲话，但仍用老框框来进行判断，认定埃及人在未建立一支必要的轰炸机攻击力量之前，萨达特是不会将其威胁付诸行动的。以色列情报机构继续认定，这是萨达特的典型的边缘政策，他绝不会出边。
或许，萨达特最大的成功是他在阿拉伯世界取得的成就。他由于“决定性的一年”而备受攻击、辱骂和冷嘲热讽，然而他不动声色，也不与任何一个阿拉伯领导人发生争执。他成功地不使自己受到阿拉伯兄弟的怀疑，这正是纳赛尔毕生所处的局面。他强调传统、宗教和伊斯兰，与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搞好关系，同时他又与利比亚的卡扎菲上校及其怪脾气很合得来。当卡扎菲提出与他建立联邦时，他又转向费萨尔国王，问他该怎么办，是否应该投入一个变化无常和鼓吹反对中东一切传统政权的疯子卡扎菲的怀抱。费萨尔的反应是更进一步拉拢埃及，并发展他们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
在阿拉伯世界力图以石油作为武器的六年之内，费萨尔国王一直认为，与以色列作战是一回事，而利用石油为武器又是另一回事。然而，逐渐围绕石油问题造成了国际上的紧张心理，这是随着石油生产国不断增长的金融财富产生的，特别是由于较少的石油能获得更多的钱，这些国家必要时可以放弃支付油田土地使用费的巨额金钱中的一部分。1973年5月，沙特阿拉伯对其政策作了审查，并与埃及逐步联合起来使用石油武器。在他们讨论的过程中，萨达特使费萨尔相信，没有一支统一的作战力量是不可能发展石油武器的；为了使石油武器成为推进阿拉伯战争事业的武器，首要的是发动战争。费萨尔拉拢了科威特和波斯湾的各石油酋长国同萨达特采取一致行动。以色列情报机构观察到了这一政策上的新变化，但却没有把它与这个地区的军事动向联系起来。
同月，即5月，埃及外交部长访问了莫斯科。在他访问结束时发表的公报，保证苏联尽力帮助埃及消除“侵略的后果”。公报并未排除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然而一个月后，尼克松总统和勃列日涅夫举行了第二次最高级会谈。萨达特认为这次会谈所作的决定，反映了想要冻结中东问题和倾向于军事缓和的意愿。尽管如此，就在致全力于缓和事业的最高级会谈在举行时，苏联的导弹和武器却大量运入埃及，一项向叙利亚人提供他们在发动战争前所必需的地对空导弹系统的应急计划也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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