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瓦特博士补充说，据他的判断，鲍登的这番概括正确地把情势摆出来了。“若不按照他的建议去做，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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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7日柯廷先生在《墨尔本先驱报》上发表了一篇亲笔签名的文章，被我们的敌人拿来向全世界大肆宣传。他在文章里说：
我们拒绝接受这样的论调，说什么太平洋的战斗必须作为总冲突的一个附属部分来看待。这并不是说，其他任何战区不如太平洋战区那样重要，而是说澳大利亚要求一项能发挥各民主国家的最大力量而坚决击退日本的联合计划。
澳大利亚政府因此认为，太平洋的战斗首先是这样一场战斗，就是美国和澳大利亚对于民主国家作战计划的方针必须有最充分的发言权。
我要毫无顾虑地说清楚，澳大利亚指望着美国，并不因我们同联合王国有传统的关系而有什么内疚。
我们知道联合王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我们知道入侵的威胁是经常存在的。我们知道力量分散的危险。但是我们也知道，澳大利亚会崩溃，而不列颠能依然维持下去。
为此，我们抱定决心，不让澳大利亚崩溃，我们要竭尽全力来制订一个以美国为主要支柱的计划，这个计划将给我国以能够坚持到战局不利于敌人的信心。
总而言之，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将是争取俄国的援助，并与起主要作用的美国一道，连同英国、中国和荷兰的武装力量，订出一个太平洋的战略计划来。
这种论调在美国上层人士当中，在加拿大，都产生了极端恶劣的印象。我敢断定，这些焦急不安的流露，即使是可以理解的，也并不代表澳大利亚人的心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澳大利亚总理、澳大利亚联邦统一党领袖W．M．休斯先生（有名的比利·休斯）立刻就说：“如果澳大利亚认为英国的支援不如其他伟大的盟国那么重要，这就等于自杀，这就是一项既靠不住而又危险的政策。”澳大利亚掀起了一场激烈的论战。我从华盛顿打电报给艾德礼先生说：“我希望对这件事不要再兴风作浪，与此同时，我们要尽人力之所及，去支援他们。……”我心中痛苦地权衡着要不要直接向澳大利亚人民作一次广播演说。同时，我完全接受落在我身上的责任。“我希望你设法搁下一切问题，等我回来，以便我自己去应付任何反对意见。……如果马来半岛已因利比亚和俄国的关系孤立无援，首先应由我负责，但我还要照样做下去。议会里倘有质问，希能说明我特别要求在回国后亲自答复，幸甚幸甚。”
关于军事形势，我立即向柯廷先生作了答复：
首相致柯廷先生 1942年1月3日
韦维尔将军的指挥地区限于现在正在进行军事行动的战斗地带。因此并不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澳之间的交通线，或者实际上任何其他的海洋交通线。这当然不是说，在我们的资源所及的范围内，对重要地区和交通线竟不加以保护。我们看来，美国海军应当负责保护这些交通线，包括同澳大利亚或新西兰海岸临近的各岛屿在内。这就是我们正在全力要求的。海军上将金刚刚受权统率全部美国海军，他还没有接受我们的意见。显然，我如果不能说服美国人负起这部分责任，我们只好竭尽全力，勉为其难；但我依然希望我们的意见会被接受下来，果能如此，我们或你们在那地区的所有船舰，在那里作战时当然要听美国指挥。从来谁也没有想把盟军的主力集中在新划出来的西南太平洋战区，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得来这个消息的。……
我在这里日夜工作，要尽可能为你们的利益和你们的安全，作出最妥善的安排。同时，又要考虑到其他战区和其他危险；我们的资源有限，而危险非应付不可。就在不久以前，你还坚决要求中东的澳大利亚部队能得到最高级的配备。在那里前景虽好，战事却尚未结束。在当初日本是否参战尚不能确定的时候，如果把飞机坦克等等调往马来半岛，因而有损于奥金莱克的作战，那不是大蠢事吗？由于俄国的胜利和奥金莱克的成功，高加索地区的危险已经和缓下来，这才可能大量增援你们；而暂时牺牲中东（这点已经通知了你），何况马来亚现在已经成了战区，这也是妥当的。……
我和柯廷先生继续交换意见。
澳大利亚总理致首相 1941年1月11日
日本人竟能轻而易举地霸占除柔佛以外的马来亚全境，总司令认为即便现在要执行他保卫这有限地区的计划，还须遭受某些危险；听到这些消息，自然令人焦急不安。
据报告，第八澳大利亚师即将奉命进行决战。政府毫不怀疑这一师能保持皇家澳大利亚部队最优秀的传统，完成任务。不过，我恳请你按照我早先的建议和你自己的意图，千方百计增援马来亚，多多益善。我特别关切空军的力量；倘使重蹈希腊和克里特岛战役的覆辙，难免群情愤激。必须妥作安排，使无发生的可能。
你会注意到我们同意将第六、第七两澳大利亚师，连同军直属部队、给养和基地组织，从近东调到荷属东印度群岛。
我继续向澳大利亚政府提出保证，并且更详尽地解释了我们对于在东南亚战区统一指挥政策的动机。我在离开华盛顿的前夕，总结了我们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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