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8月23日下午七时半从沙漠机场起飞，我安然入睡，直到天明后好久方才醒来。我在C—46型飞机中沿着炸弹舱爬到座舱时，我们已飞近直布罗陀。我必须说，这时飞行情况看来很危险。四周笼罩着晨雾，看不到前面一百码，我们飞行不能高出海面三十呎。我问范德克路特，情况是否良好，我说我希望他不会碰撞直布罗陀的岩壁。他的答复并不特别使人放心，但他对他的航线很有把握，既不会高飞，也不会飞出海面；看到他这样飞，我很高兴。我们继续飞行了四五分钟。然后突然飞到晴朗的天空，翱翔在雄伟的直布罗陀悬岩之上，它在这道地峡和狭长一片的中立土地上闪闪发光。这块中立地带把直布罗陀同西班牙和一座叫作“西班牙王后宝座”的山连结在一起。在浓雾中飞行了三四小时之后，范德克路特还能精确地飞行。我们飞过了令人悚然的岩壁正面数百码，没有改变航线，就平安降陆了。我仍然认为，如果能再飞高些，再迂回飞行一两小时，就会更好了。我们加了汽油，时间还有富余。这实在是一次漂亮的飞行。
这天上午同总督在一起，下午乘机返国；黄昏时分，我们走马观花地领略了一下比斯开湾的风光。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命运的关键--第三十章 “火炬”作战计划的最后形成
第三十章 “火炬”作战计划的最后形成
艾森豪威尔将军担任指挥——同美国将军们的融洽相处——需要一个简单的指令——从华盛顿方面投来一个爆炸物——美国对进入地中海颇有顾虑——8月27日我给罗斯福总统的电报——8月30日总统的复电——美国相信法军不会攻击美军——9月1日我给总统的电报——9月3日总统的复电——我建议艾森豪威尔飞往华盛顿进行解释——我写给哈里·霍普金斯一信但未发出——对于僵局及其原因的观察——9月4日总统传来的较好消息——我们同意：万岁！——好，加油干吧——计划和时间——同艾森豪威尔和克拉克两将军再作讨论——9月15日我致电总统——“一次美国的军事行动，我们在这次行动中当助手”——“火炬”日期定在11月8日——隆美尔向开罗的最后一次进军——阿拉姆海尔发战斗。
当我离开伦敦前往开罗和莫斯科去执行任务时，“火炬”作战计划的指挥官尚未选定。我在7月31日建议，假如马歇尔将军被任命为1943年横渡英吉利海峡军事行动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应在伦敦作为他的副手和先行官，并筹划“火炬”作战计划。艾森豪威尔将担任“火炬”作战计划的指挥官，而以亚历山大将军为副。美方逐渐同意这个意见；在我从开罗出发到莫斯科去之前，罗斯福总统给我下列两封电报：
罗斯福总统致前海军人员（在开罗）
1942年8月6日
英国三军参谋长8月6日建议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为“火炬”作战计划的总司令，我和美国三军参谋长对这项建议表示同意。我们正在研究英国三军参谋长提出的作为艾森豪威尔将军行动指南的正式指示，不久当就此问题提出报告。
8日又发来电报：
我完全同意“火炬”作战计划的日期应该提前，我要求比原定日期提前三个星期。
宣布任命艾森豪威尔为统帅的公告事宜，已交由伦敦和华盛顿两方的三军参谋长们考虑决定。
※ ※ ※
当我在8月24日从开罗返抵伦敦时，我们的计划尚未最后完成，还有许多问题需待决定。第二天，艾森豪威尔和克拉克两位将军来与我同进晚餐，讨论这次作战行动的情况。
这一时期我同这些美国军官的交往很密切，也很愉快。6月间他们到来以后，我就规定每星期二在唐宁街十号共进午餐。这些集会看来都很成功。我几乎常常是亲自同他们谈话，我们反复地讨论我们所有的事务，我们好像是一个国家的同胞。我认为这些私人接触极有价值。我的美国客人，尤其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很喜欢爱尔兰的炖菜。我的妻子几乎时常能够拿出这样的菜肴。不久我就称艾森豪威尔为“艾克”了。
我还给马克·克拉克和比德尔·史密斯——后者于9月初来此，任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两人取了绰号，一位叫“美国鹰”，一位叫“美国牛头犬”。为什么取这样的绰号，你看看他们的照片就明白了。我们也有好多次在楼下餐室举行非正式的会议，大约在夜间十时开始，有时开到深夜。美国将军们也有几次到契克斯来过夜或度周末。在这些场合，我们除了谈谈个人的本行以外，不谈其他问题。
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一位副官——一位非职业军人出身的朋友——曾在他的一本著作中说，所有这些集会对于工作业已过度的美国军官说来，是个沉重的负担。果若如此，那他们真是太讲礼貌了，也真是太善于掩盖自己的真实感情了。无论如何，我确信，这些密切的关系对于进行战争是很必要的，没有这些关系，我就不可能掌握全部情况。在9月28日的一次会议上，我确实对比德尔·史密斯和他的长官做了一桩有益的事情。那天晚上，夜还未深，但我注意到这个“近视眼”——人们也这样叫史密斯——看来非常疲倦，像是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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