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建议他睡觉去，但他硬是不走。有一度我以为他快要晕倒，要从椅子上摔下来。因此我结束了讨论。我上楼时，请艾森豪威尔单独到内阁会议室来一下。我关上门对他说，“如果你要比德尔参加这次战斗，今天夜里就得送他到医院去，不管他愿不愿意。否则你就完全失掉他这个人了。”艾森豪威尔根据他的果断习惯，就这样做了。第二天，比德尔·史密斯进了医院，两天中输了两次血。他彻底休养了两个星期，大部分时间睡在床上。这样他才能够为占据我们全部思想的作战计划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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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同美国将军们会谈以后，打电报给罗斯福总统：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8月26日
从现在起，我的主要思想已集中到“火炬”作战计划上；
你可以相信我会尽力使你的伟大战略思想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我在与艾森豪威尔、克拉克以及在这里的我方人员谈话后认为，贯彻这个任务的最妥善的而实际上也是唯一的办法，在于为这次战事确定一个日期，并使各项有关工作都按照这个日期行事，而不是光说一切准备就绪后就开始作战。假若你和我能给艾森豪威尔如下的指令，那将是极有帮助的：“你将于10月14日开始执行‘火炬’作战计划，即以现有军队并在你认为适当的地点发动进攻。”这一指令将改变全部准备工作的性质。艾森豪威尔将真正拥有盟军总司令所应有的权力。无尽无休的反对意见、疑惧和善意的改进建议，均将退回到适当的地方；代替几乎是无止境的犹豫不决的将是行动。
我想艾森豪威尔会欢迎这样的指令，这项指令总算给了他一个现在还未得到的机会。
2．据我所知，这次作战行动的基础主要在于政治方面。
我们应该取得的第一等胜利是兵不血刃；其次，假如战斗不能避免，就要赢得胜利。为了取得第一等胜利的最好机会，我们必须（1）在开始攻击之时，就应尽量拿出压倒优势的力量；
（2）进攻地点要尽可能多一些。这和迪埃普登陆战争的性质绝对不一样，也和任何类似“痛击”作战计划的作战方式有所不同。在“痛击”计划中，我们对付的是有战斗力的德军和钢铁般的设防巩固的法国海岸。在“火炬”作战计划中，我们遭遇的肯定是力量十分薄弱的而又分散的抵抗，而且我们登陆的攻击点有很多的地方可以选择。行动迟缓将使危险和困难倍增，那样一来，无论增加多少作战部队，也无济于事。
为了应付各种可以想象得到的不利事故，因此就要求对每一个细节仔细规划，对每一项计划都要做到安全第一、像对一个长期作战行动一样作长远准备——这些要求从道理上说是堂而皇之，其实却会使这次战役遭到失败。发动战役的日期如果比我所指出的更为迟缓，那就会大大增加泄露秘密和使敌人先行下手的危险。
3．为了减轻司令官们的责任，我的意见是，你我应该确定政治上的论据，并由我们自己承担冒险的责任。我认为，作出下列的假定是合理的：（1）由于有了“火炬”作战计划，西班牙不会对英美作战；（2）德军至少还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强行通过西班牙，或从西班牙获得供应；（3）北非法军的抵抗，多半是象征性的，可用突然的和大规模的攻击制服他们，此后，北非法军也许可以在自己的指挥官统率下积极地支援我们；（4）维希政府不会对美英宣战；（5）希特勒将对维希施加极大的压力，但在10月份，他没有军队可以用来进驻法国的未被占领区，同时我们又已把他牵制在加来海峡，等等。所有这些论据有可能证明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等着打一场恶仗了。对于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已经有所准备。但是我们若在战斗开始时便以冒险而大胆的行动力争兵不血刃地取得胜利，那就可以使我们赢得很大的战利品。对于进行政治冒险以及政治判断错误这两点，我个人准备承担任何责任。
4．显然，在西部沙漠打一次胜仗会大大地有助于这些政治设想。不是隆美尔在8月间有月光的日子里攻击我们，就是我们在9月底向他发动进攻。随便哪一种攻击，都要有个决策，我深信，有个决策就好办得多。
5．你知道，我在这里没有详谈具体问题，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必须拿出坚定的决心和超人的能力来执行这项作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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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时从华盛顿方面投来一个爆炸物。英国和美国的参谋部门对于我们攻占法属北非计划的性质和范围发生了严重分歧。美国三军参谋长对于他们承担在直布罗陀海峡以东地区进行大规模作战行动的任务，极为不满。他们似乎感觉到，他们的部队有可能在内海中被截断。艾森豪威尔将军反而完全赞成英方的意见，认为在地中海内，尤其是在阿尔及利亚进行强大的作战行动，对于战局的胜利极关重要。尽管他向上级力陈己见，他的观点似乎并未起什么影响。由于美国各有关部门坚决主张在双方运送人员和粮食的船只确实驶出以前，一切必须推迟，因此，他的计划也受到妨碍。在这样庞大的作战行动中，必然会有引起耽误的事项，但是，要等候这些问题全都解决，只有使发动作战的日期无限期地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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