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非以及其他未来可能增加的地区，我认为你我可以考虑任命一位英国人和一名美国人，他们无权过问民政事务，但对法国行政官员有否决权，并在极少的情况下命令他们贯彻执行某些方针。例如，我已通知艾森豪威尔，必须释放北非和西非的一切政治犯。如果达尔朗不执行这个命令的话，艾森豪威尔就必须立即执行他的最高统帅的职权，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单独行动。
艾森豪威尔将军在12月5日打电报给我说：
……我再次向你保证，我们并没有参加打算要把达尔朗立为首脑（当地的机构除外）的阴谋。他在此间是必不可少的人物，因为我们所获得的一切实际帮助都是通过他一个人得来的。只要你仔细想一下由此处通过山区一直伸延到突尼斯的长达五百哩的交通线，你就会发现，该地的法国人原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使我们蒙受重创，从而迫使我们迅速撤回到能从海上取得给养的那些港口去。吉罗很快就放弃了想给我们一些帮助的企图；多亏达尔朗之助，我们现在才得以在突尼斯，而不是在布奈附近甚至比布奈更往西的地方与德国鬼子作战。我们认为，布瓦松和达尔朗已经是无可挽回地效忠盟国了。……
总统所提到的“权宜之计”，使达尔朗深为苦恼，他开始感到自己已处于日益孤立的境地。他在这时给克拉克将军去了如下这封信：
将军阁下：
由各处获得的消息，都证实了这样一种看法，即我“仅是一只被美国人挤干后将要扔掉的柠檬”。
我并不计较个人的地位，否则我又何必在对事态不加过问、听其自然发展原是轻而易举之际，在对我个人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本着一个法国人的纯粹爱国心而采取这样的行动呢。
我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因为美国政府曾庄严地允诺，它将把法国主权的完整恢复到像1939年时那样；是因为轴心国家和法兰西所签的停战协定已因法国本土被全部占领而撕毁——贝当元帅对此已提出郑重的抗议。
我之所以这样做，并非是出于骄傲、野心或有什么打算，而是因为我在我的国家中忝居要职，我有责任这样做。
我一生都忠贞为国，我决意在法兰西的主权完整成为既成事实时——我希望这在最短期间即可实现——退职隐居，度此余生。
※ ※ ※
这位海军上将之所以继续任职，仅是因为他认为当时北非的盟军统帅部没有他就不行，而且他是掌握权要的人。11月22日，所谓克拉克—达尔朗协定签定，成立了一个管理这一地区的临时机构。两天以后，在达尔朗代表的游说下，布瓦松总督率领法属西非和达喀尔这一重要基地起义，归附盟国。
但是与达尔朗达成的协议在英国激起了公愤。我的一些友人义愤填膺，这些人曾对慕尼黑协定极为愤慨，在战前的那些紧急关头，我就是在他们的这种愤愤不平之情的激励下采取行动的。“原来我们打仗就是为了这个吗？”他们问道。许多和我最志同道合的人感到极为苦恼。那个戴高乐委员会和组织也在我们中间挑拨离间，煽风点火。报纸充分反应了这种情绪。这肯定是可以大作文章的好机会嘛。不仅是议会，就是全国同胞也很难相信“戴高乐遭到排斥，达尔朗受到扶植”这件事。但是，既不能公开说明事实，又不能公开辩论。
在我的思想里，我从未丝毫怀疑过（且不论这是对还是错），支持艾森豪威尔将军和拯救献身于这场战事的士兵们的生命乃是我的职责，但我对反面的论点却极为敏感，并且，尽管我藐视这种已被我放弃了的相反的信念，我却可以理解这种信念。
※ ※ ※
12月9日，我把我的不安告知总统：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12月9日
最近几天，从北非方面接到的有关法属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局势的报告使我感到不安。这些来自各个不同的可靠来源的报告中所描述的，由于我们未能在目前情况下就内部行政管理问题对该地法国当局加以适当的控制而产生的后果，都是一致的。我深信，你一定已经充分了解这种情况，但我认为我有责任让你知道，我们自己所接到的报告中所显示的局势。
2这些报告表明，退伍军人团〔维希的一个退伍军人组织〕和与此类似的法西斯组织依然在为非作歹，迫害从前同情我们的法国人，其中有些人至今尚未从监狱中释放出来。这些组织对盟军登陆的头一个反应就是感到害怕，这是当然的，但是现在似乎他们已鼓起勇气，重新纠集起来，继续他们的活动。那些被撵走的出名的德国同情者现在又恢复原职。这样一来，不但助长了我们的敌人的威风，也使我们的朋友感到手足无措，意气沮丧。已经发生了若干法国士兵以逃亡罪而受处分的事，原因是他们在我们登陆时企图支持盟军。……
次日，即12月10日，在登陆一个月以后，我由于感到来自各界的压力愈来愈大，便企图以下院的秘密会议来摆脱困境。我当时发表那篇演说的唯一用意，便是要扭转在当时占上风的那种舆论，我小心翼翼地选择了我所要提出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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