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左传·隐公八年》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姓的本义是指女子所生子嗣，广其义，由其所生子嗣组成的亲属也可称为姓，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属组织称为姓族。在母系社会，夫从妻居，子女属母族，世系以母方计，是为母系姓族；进入父系社会，则转为父系姓族，然子女虽属父族，原姓族名号却往往仍被延用。氏是姓族的分支，因组织上相对独立而有其自己的名号，氏往往不以单纯血缘组织形式出现，实质上是包括若干异姓甚或不同族系的民族而形成的政治区域性族群集团组织②。“赐姓命氏”制度，义指分民、裂土、封国之制，“赐姓”是统治者对受赐者族氏的存在与有关名号的使用，给予法权上的承认，“命氏”则是“胙之土”，承认其所得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地、民人及财富③。
妇好出身的父系姓族标志是“亚形中画兕形”，早先私名称■，当成为武丁王妃后，被本族美称为“后■母”。但她另从商王那儿得到封土民人，受名为“好”，尊称为“妇好”或“后妇好”。甲桥刻辞有“妇好入五十”④，记她曾向商王提供了50个卜甲。妇好墓出有大量铜、玉、石、骨器以及制作精美的象牙杯，其中铜器总重量就达1.6吨以上，墓内殉人至少有16具，可见她生前拥有极大的权力和财产。由于其领地人口众多，因此不可能属于单纯的血缘家族组织，不是血族的聚居，而是地域性组织。“好”或写作不加女性符号的“子”（见上表），实质上是一种由若干异姓或不同族系的非单一血缘群体组合成的政治区域族群集团组织的共同性族氏名号，与姓族名号是无关的，“好”或“子”是氏名而不是姓。“好”或“子”受名于商，四期甲骨文有“好邑”，意味着商王在法权上确认了受赐者族氏的存在和氏名的使用，这正带有“胙之土而命之氏”的意义。“好”是受赐者的族氏名号，与妇好在出身族的私名“■”音近义通，表明这一政治区域族群组织中，作为贵族统治集团的核心家族，来之妇好本族的力量，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机能，但这毕竟与“礼妇人称国及姓”①，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根据以上考察，回过来看前二表统计出的184个妇妣名，则其命名规律主要有以下几项内容：
一、妇名的命名与商代家族本位的婚姻形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一般均受之于夫族。
二、妇名受之于商者，凡持有领地封邑者，其族氏组织结构比较复杂，具有政治区域性族群集团组织的性质，形式上表现为以地命氏，以邑命氏，由此可能出现妇有数代共名现象。
三、持有领地封邑的妇，命名以母族名为本者，邑内主要贵族家族组织有为母族之分支。
四、妇在母族或有私名，出嫁后夫族常重新命名之。然夫族亦有迳用其私名称妇，凡此类妇，恐持有领地田产者不多。
五、凡王妇，或以特定身分字“后”相称。
六、用于死称的妣名，包括部分妇名，大抵袭自生称。至于用十干称“后”称“妣”称“妇”者，则均为死后致祭选定。
据以上几项，武丁时甲骨文中尚有以下诸妇可知为王妃：
1.妇庞——庞后、龚后、后龚②——妣甲■领地封邑：庞田、庞■、龚■、邑龚③。
2.妇尹——后尹、尹后、伊后①出身国族可能为“尹方”②。
3.妇豕——豕后
4.妇辛——后辛
5.妇庚——后庚
6.妇爵——爵后
7.■——后鱼③
8.娥——后娥④此外又有后犬、后■、后■、后■、后■、■后、■后等7位⑤，合入祀三妃，至少有18妻。
商代权贵多妻制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政治原因，此点下节将专加讨论，举其概要，即《礼记·郊特牲》所云：“娶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也。”多妻主要来之别族，固然因于人类生育的优生认识，但多妻背后的各自家族，是当时社会结构的重要组织细胞，贵族多妻制恰能积极起到加强各方之间有机联络的社会作用。若视一夫娶多妻纯粹出乎私欲，则未免把这一社会现象看得过于简单比了。胡厚宣先生曾指出，商代一夫多妻的重要原因，并不在心理学的目的，最要者是为家族之永继，在生物学上则为生子有后，在宗教意义上是为“广嗣重祖”，“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礼记·昏义》）。并又引《白虎通义·嫁娶篇》：“天子诸侯一娶九女何？重国广继嗣也。”⑥此为不移之论。
商代一般贵族的多妻制，常关系到其家族或整个族氏的存立和势力的消长，而商王的多妻，更在于“重国广嗣”。凡娶妻最多的商王，也正是国力最鼎盛时期。《尚书·盘庚上》云：“施实德于民，至于婚友”，婚友乃是与商族世代有着婚姻关系的各族氏或家族集团，是商代国家组织的基盘，婚友愈多，基盘愈固。武丁娶妻最多，当此之际，国力最盛，他本人也被商人誉为“大京武丁”①，看来他在治国方略上利用这种多妻婚制是大收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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