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贵族的政治婚姻
商代流行的族外婚，夫妻的“生育之家”，通常只能依附于父家长制下的家族组织群体而存立，像后世以个人本位为特征的“昏时行礼故曰婚，妇人因夫而成故曰姻”②的婚姻形态，还不曾真正形成。受血缘亲族集团系统的支配，婚姻主体的男女配偶每降到次要位置，而宗族与外姻的亲属关系显得尤为重要，犹如《说文》所云：“婚，妇家也”，“姻，婿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姻”，当时的婚姻是以家族为本位。“婿之父，妇之父，相谓曰婚姻”③，由此直接导致其宗亲和姻亲两大亲属集团的社会力量整合，产生十分有效的凝聚作用。所谓“古者婚姻为兄弟”④，揭示了这方面的实质性内容。因此，商代族氏组织的权贵，常利用这种婚姻制度，追求其更高的政治目的。
商族开国之主成汤，即有过这类政治婚姻。《天问》中有一节发问：
成汤东巡，有莘爰极。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滨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恶之，媵有莘之妇？
旧注谓是“汤东巡狩，至有莘国，以为婚姻”之事。成汤与有莘国联姻，有其初衷，《吕氏春秋·本味》作了追述：
（伊尹）长而贤，汤闻伊尹，使人请之有侁氏（高诱注：
侁读曰莘）。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归汤，汤于是请取妇为婚。
有侁氏喜，以伊尹为媵送女。这桩婚姻，汤娶了有莘氏之女，在促进商族与有莘氏交好关系的同时，又巧妙得到对方媵臣伊尹。以伊尹之贤，而被“汤举任以国政”①，后为商国的壮大作出了贡献。婚姻缘出强国得人，可见家族本位的婚制是贵族政治婚姻的社会基础。这一婚制，打破了封闭地缘的空间，促进了族与族间的交往联络和人口的流动，对于社会构成新秩序的调整和充实，是有深层的政治运作效应的。
殷商王朝与异族方国间的政治联姻，甲骨文中屡见不鲜，如：
……取女……（《京津》1019）
取干女……（《合集》21457）
取信女。（《合集》676反）
取又女。（《甲》2287）
其取后女。（《粹》1251）
乙亥卜，取妆女■。（《屯南》2767）
己酉卜，贞取妇奏。（《合集》19994）
己酉卜，贞取妇。（《京津》2013）
今員取妇尹于龠。（《续》5·22·2）
……争，贞取汰妾。（《合集》657）
丙戌卜，争，贞取效丁人嬉。（《林》1·
21·12）甲骨文中“取”字用法颇多，上述诸辞中的“取”，当读如《易·蒙卦》“勿用取女”和《咸卦》“取女吉”，以及云梦秦简《日书》简812“以取妻，男子爱”、简984“取妻多子”的“取”，意同娶。《礼记·郊特牲》云：“取于异姓”，唐陆德明《经典释文》谓：“取一作娶。”凡言“取女”，或兼记女子所出族氏国名，其命名规律，见上节所论。且再择“取干女”为例析之。殷商青铜器有“■”字“徽识”①，甲骨文有“出于■”②，又写作■、■等形③，即干字之异写，为商代古国族名，址在今河南濮阳市东北，周灭殷后，其国被迫东迁苏北淮水流域一带，称为干若邗国，至春秋时代为吴国所灭④，商与干国联姻，密切了干国对商王朝的政治隶属关系。干国君长一度出任为商王朝的武官“戍”，甲骨文有“戍于”⑤，殷墟王陵区武官大墓的墓主祖庚配偶母己，有于国君长率其部分族人相殉⑥。可知商干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特殊关系，已经越过了“非类非族”的社会观念的障碍，这种关系乃是基于以家族本位婚姻为中介而形成的。殷商王朝与各地族氏方国的通婚，已成为其羁魔和实施其国家统治的重要政治手段。
当时，臣属于商的各地族氏方国，亦每主动嫁送女子与殷商王朝，用结姻亲的方式，稳固双方的政治关系。甲骨文有云：
丁巳卜，■，贞周氏嫀。
丁巳卜，■，贞■氏。（《合集》1086正）
庚寅卜，■，贞吴氐角女。（《合集》671正）
执其氐妵。（《合集》1087）
行弗其氏■女。（《合集》674）
贞■亦不氏植。（《乙》2285）氐字有进贡性质，氏女、氐某女，是向殷商王朝贡纳本国族或本地域领属某族氏之女。氐女之周，甲骨文有“周侯”、“周方”、“令周”⑦，知为殷商臣服方国。氏女之■，它辞有“■以众入山”⑧；吴，有“使人于吴”①；是知为两族氏名。执，传世殷器有“执”字“徽识”铜觯②，石家庄地区曾出土带执字“徽识”的铜爵③，甲骨文有“令执氏人日于■”④，可见是与商关系甚密的国族名。行，甲骨文中有“令行”⑤。亦，铜器“徽识”有“■”⑥。凡此族氏方国，向“大邦”商国嫁送女子，有的出自政治义务或自愿，但有的则迫于王威。它辞有云：
呼取女。
呼取女于婪。（《合集》9741正）
呼取■。（《乙》6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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