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雨。
其出舟，惟今日癸亡■。吉
翌乙亡■。吉（《英》2322）
旸日是晴天出太阳。可见晴、有风无风、有雨无雨的气候条件，均是决定哪天出舟行成的重要考虑参数，这是殷人出于水上航行安全的实际顾虑。
当时重要场合的用舟出航，似乎还要举行一番仪式，如：
癸卯卜，■，贞■祀，惟左■■。
癸卯卜，■，贞■祀祝。
癸卯卜，狄，贞其祝。
惟乙舟。
惟丁舟。（《合集》30757）
■，疑今之邕字。《说文》：“邕，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籀文作■，与此形近意合。邕一作壅。《左传·宣公十二年》云：“川壅为泽。”壅又有曲隈之意①。左邕，可能是殷墟王邑一带洹水曲隈之泊舟处。一事多卜，反复贞问动用左邕之舟的祀祝仪式，以及决定在乙日还是丁日出舟。唯当时启用舟时举行祀祝仪式的隆重场面，今已难知周详了。
综上所述，商代除有在于道与河道交凑处立渡津设舟以供贵族成员过往摆渡外，王朝内亦备有相当数量的舟，有商王专用的王舟，有权贵要臣使用的舟，还有用于军事的舟群，由此产生了相关的用舟管理制度。凡直属王朝的舟，由商王委派臣僚负责管理，舟有“左邕”之类的专泊地，大抵在殷墟王都一带的洹曲之滨，解缆用舟需经占卜和商王命可，出舟日期也得事先卜选择定，一般以气候是否利于航行为准，启用时又有相关的仪式。不言而喻，舟是商代贵族统治阶级专享的贵重水上交通工具。
三 车之用
（一）王邑内权贵的马车
陆行乘车，最早也不是人人都能享用到的。《考工记》云：“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据统计，《考工记》载有古代六类三十个工种，其中攻木之工占去七个，叙述文字比重约为全书的三分之二。七个攻木工种是轮、舆（内附辀）、弓、庐、匠、车、梓，按其性质可概为建筑、作车器、兵工和作用器四大类，而作车器者即占了轮、舆（附辀）、车等三个以上的工种①。造车不易，能用车作外出远行交通工具的人，其社会地位必居一般人之上。《国语·晋语四》云：“车上水下必伯”，韦昭注：“车动而上，威也；水动而下，顺也；有威而众从，故必伯。”由于车的贵重，因此它成了古代统治阶级显赫权势的象征。《墨子·辞过》说的“圣王作为舟车以便民之事”，《淮南子·汜论训》说的“作为之楺轮建舆，驾马服牛，民以致远而不劳”，就上古社会而言，恐怕不尽符合事实，一般人的外行远出，是靠徒步，谈不上有车可乘，只有相当地位的统治者，才有条件得到乘车之便，“致远而不劳”。
吕思勉说：“车之兴，必有较平坦之道，故其时之文明程度必更高”②。车的产生，当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事。传说谓“黄帝有熊氏始见转逢而制车”③，“禹作舟车”④，大抵出自后人附会托古。在先秦文献中，基本上都是把车的发明权归之奚仲①，看来有一定的史影依据。奚仲的生活年代是在夏代，《左传·定公元年》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古史考异》说：“禹时奚仲驾车，仲又造车”②；《新语·道基》说：“（禹时）奚仲乃桡曲为轮，因直为辕，驾马服牛。”由此看来，车的产生与古代国家的出现略约同步，是文明时代的产物，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夏代。
文献中有夏代贵族统治者用车外出的说法。《说苑·君道》云：“禹出，见罪人，下车问而泣之。”《帝王世纪》谓夏桀“以人架车”③；《后汉书·井丹传》亦谓“桀乘人车”；人车当是人力挽引之车。夏末商初，车已用于战争行动。《墨子·明鬼下》说：“汤以车九两，鸟阵雁行，汤乘大赞，犯遂下（夏）众，人（入）之■（郊）遂。”《吕氏春秋·简选》说：“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战于郕，遂禽推移、大牺，登自鸣条，乃入巢门，遂有夏。”《帝王世纪》谓汤“革车三万，伐桀于鸣条”④。商汤灭夏桀动用的车辆，说法愈晚出，数量愈大，难以置信，但如果溯其始末，大概最先《墨子》说的“车九两”更质实些，近乎夏商之际的社会实况。殷商时代用诸冲锋陷阵的战车群，尚未达到每队超过数十上百辆以上的，如1935年殷墟第十一次发掘，在西北冈王陵区东区发现一个车坑，有战车25辆，按战斗编制排列，也只是“每五个车为一小组”⑤。商王武丁时甲骨文所见车群的最高数是“六车”（《合集》1452），在十以内。帝乙时征伐危方，虽然获其首须美，俘虏24人，馘首1570多个，但缴获对方的车犹不过是“二两（辆）”（《合集》36481）。殷商晚期尚且如此，更无庸言夏末商初了。尽管最初时期的战车群只有几辆，但它毕竟作为先进攻战武备，能起到威以示敌的效果。因此与其把古代的车直接视为交通的工具，不如说车的实际作用在于加强贵族统治阶级的社会地位，是直接为政权利益服务的，至少夏商之际的情况是这样。
目前所知车的最早实证，是郑州商城出土的两块用以浇铸青铜车轴头的陶范①。所见最早的整车，乃出土于安阳殷墟，属于晚商王朝的遗物，前后发现54辆以上，如下表：
哦豁，小伙伴们如果觉得52书库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https://www.52shuku.net/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排行榜单 | 找书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