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三家一看，不料已人去楼空。
王明因泄密而受到处分，不能做原来的工作了。他向政治局委员兼宣
传部长的李立三请求，给他一个具体工作。李立三和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商量，
分配他到全总宣传部，任《劳动》三日刊编缉。
王明在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共写了近20 篇文章，几乎和李立三
的文章数目相等。王明在这些文章中积极鼓吹“立三路线”，他不仅是李立
三的有力支持者，而且在李立三遭到非难时，成为李立三的辩护士，给反李
立三盲动冒险的同志扣上“右倾”、“调和倾向”等大帽子。
1930 年6 月，王明被调到中宣部任秘书。7 月初，王明得知共产国际
不同意李立三发动全国暴动的计划，便与博古一起，以“随便聊聊”为名，
邀集留苏联归国的王稼祥、何子述开了一个串连会，王明说：“大家都是中
山大学的老同学，交换交换回国以来的见闻和感想。”谈论结束时，王明说：
“今天的交谈很好，对李立三他们那套，凡是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漠然置
之，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过几天，中央机关要召开一个政治讨论会，大家
都可以也应该去谈谈意见，为了维护马列主义和国际路线，这是非常必要
的。”7 月9 日，李立三主持会议，要求进一步贯彻发动全国暴动的计划，
但遭何孟雄反对。
王明见时机已到，就朝博古使眼色，博便发了言，何子述、王稼祥亦
发了言。王明接着慷慨激昂地发表了长篇演说，对李立三的报告提出了批评，
指责李立三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云云。
李立三大怒，即以“右派”、“小组织者”罪名扣在王明的头上，向忠
发宣布给王明撤销中宣部秘书以及留党察看6 个月的处分。同时对博古等人
也给予处分。
但是，王明已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有恃无恐。次日，他给中央写信，
重申自己的意见，要求中央撤销对他和博古等人的处分。
周恩来、瞿秋白从苏联回国后，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批评了李
立三的错误，李立三作了自我批评，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三中全会作了肯定，
王明也表示“拥护”。
但是，王明曾因反对李立三而受了处分，三中全会既没有撤销对他的
处分，更没有把他当作反李立三的英雄，加以褒奖、提拔，心中不满。他对
主持三中全会的瞿秋白一直是耿耿于怀。瞿秋白在莫斯科作为中共驻共产国
际代表时，同情中山大学多数同学，反对王明的小宗派，引起王明的强烈不
满，一直在寻机报复。因此，当王明得到共产国际写信指责中共中央时，又
串通留学苏联归国的一些20 多岁的年轻人，要求中央改组。
第十七章 红军遇挫
中共中央直到1930 年11 月6 日，才收到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政
治局开会讨论了国际来信，承认在批评李立三错误问题上有调和态度。12
月1 日，周恩来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作了批判立三路线的报告。其实，
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是在共产国际“左”的思想指导下发生的。是时，
中共中央对于共产国际是唯命是听的。
曾积极鼓吹立三路线的王明等人，对立三路线的错误没甚揭发。他们
对揭发李立三的错误没有兴趣，而是猛烈地攻击三中全会后的中央，要求由
国际组织临时的中央领导机构。罗章龙和一些受过三中全会错误批评的干
部，也要求召开紧急会议，来解决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问题。周恩来等
到处解释，舌敝唇焦，风潮仍无法平息下去。
12 月中旬，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以国际代表的身份秘密地来到
上海。他分批会见了王明、博古以及罗章龙、徐锡根等，同王明密谈几次后，
决定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召开四中全会，全会的中心是反右倾。米夫以共
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严厉指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政治局在米夫的压力下，于12 月6 日决定撤销对王明、博古、何子述、
王稼祥4 人的处分。米夫又逼迫政治局发出全盘自我否定的通告。中央无法
再继续工作下去而陷于瘫痪。
王明、博古、罗章龙等因未得到权力并不就此罢休，他们更加乘势猛
攻，大吵大嚷。
罗章龙于1931 年1 月1 日主持制定了《全总党团决议案》，要求“立
即停止中央政治局的职权，由国际代表领导组织临时中央机关，速即召集紧
急会议”。并提出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均是不堪教育的，向忠发、项英、
关向应、邓中夏、贺昌、罗登贤等亦须离开领导机关，施以严重的处罚。
罗章龙毕竟不是米夫的门徒，米夫只是想让罗章龙把水搅混，而不让
他摸鱼。米夫同他的得意门生王明、博古等商议后，由王明等出面，左右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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