枢任总书记，发表了打倒蒋之国民政府的宣言。
闽变发动后，闽、粤、桂3 省联盟出现了深刻的危机，陈济棠接受了
蒋介石150 万元重款后，以西南执行部名义发出对闽变“绝不苟同”的通电。
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等公开声明：“奉行‘抗日剿共，亲仁善邻’八字，决
不随便附和人家。”但李宗仁又私下向闽方表白“心有余而力不足”。
尽管如此，当蒋介石出动大军、飞机、海军对闽大举讨伐，狂轰滥炸
时，李宗仁联合胡汉民、陈济棠通电责蒋，给闽方道义上的支持。李、白还
致电蔡廷锴，建议他集结军力，固守闽西南若干据点，依靠两广为后方，待
机发展。
蒋介石调走了9 个师，使他煞费经营之封锁政策，竟一旦而失全效。
这是红军反“围剿”的极好时机。毛泽东立即提出：以主力红军突破敌人的
堡垒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
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之根
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这不仅能粉碎蒋军向江西根据地的进
攻，且能援助闽方新政权。毛泽东风趣地比方说：“这是和敌人换防。敌人
要到中央根据地来，我们让他，我们到江、浙一带去打游击，重新开辟一块
革命根据地。这样一来，不但敌人的碉堡战术、敌人所建立的堡垒封锁线，
统统失去作用；而且将迫使敌人不得不同红军打运动战，红军就可以发挥所
长，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毛泽东的这个作战计划是英明的，
蒋介石几乎是倾全国之兵力出动进行第五次“围剿”，后方空虚，并已无兵
可调，连守卫兵力也不敷调配，南京一带重要城市的防务，只是依靠宪兵、
警察和一些地方团队维持。红军一旦突破封锁圈，突进到敌人后方，完全可
以开展胜利的游击活动。
彭德怀也提出类似建议。他发了一个电报给周恩来转博古，建议留5
军团守卫中央根据地，集中1、3 军团和7、9 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
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持19 路军，推动抗日战
争，打破第五次“围剿”。
毛泽东、彭德怀的建议，正击中蒋介石的要害，蒋最大的担心，就是
怕红军由闽北进到浙江、安徽、江苏一带去。那么必使蒋介石陷入进退维谷
的境地，而引起全国政局的变化。
但是，博古、项英等中央领导人和李德拒绝采取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建
议，并斥之为：“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他们还认为，红军转向
蒋介石部后方，是等于帮助了19 路军，是丧失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博古
曾请示在莫斯科的王明该不该与蔡廷锴联合？王明回答：“在同他握手时，
应朝他脸上啐唾沫。”毛泽东写给中央的信，全无音讯，十分着急，便去中
央所在地瑞金叶坪，陈述自己的意见，但他得到的回答是：“蒋光鼐、蔡廷
锴都是坏蛋，打过我们，我们不能同他们联合。”毛泽东因反映了自己的意
见，而受到了留党察看的处分。
周恩来、朱德几次向中央局和军委建议，红军应乘机伏击，痛歼入闽
之蒋军。蒋介石怕红军和19 路军配合作战，命令陈诚、李默庵等以7 个师
的兵力向东山、得胜关集中，以与入闽蒋军相呼应，并截断红军入闽通路。
周、朱联名向中央建议：“立刻调1 军团及14 师，准备会同3、5、9 军团主
力，甚至3 军团主力一部，于东山、得胜关间与敌决战。”这一建议也被博
古和李德所拒绝。李德将主力红军西调，去进攻永丰地区敌人的堡垒线。
周恩来、朱德对李德、博古、项英误失良机，愤慨致电博古、项英，
要求：“给我们部署与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这个电报触怒了博古、李
德、项英等人，于是，由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向中央局提出撤销红
军总司令部和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将前方总部撤回后方，并入军委。
中央局作出了相应的决定。1934 年1 月4 日，周恩来、朱德被从前线
召回瑞金，失去了对前线部队的指挥权。
蒋介石除以大军围攻19 路军外，又用高官厚禄收买19 路军军官，他
竭力收买蔡廷锴未果后，又向其下属军官下手。
结果19 路军5 个军长，除第5 军军长谭启秀力战外，其余各军军长沈
光汉、毛维寿、区寿年、张炎等都做了倒戈将军，举兵投降了蒋介石。福建
政府孤立无援，又有内变。
1934 年1 月15 日，福建政府首府福州陷落。不久、龙岩亦失守。1 月
底，蒋光鼐、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分别逃至香港，蔡廷锴不久亦逃港，
福建事变乃宣告彻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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