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廷锴等为保存19 路军的部分实力，同李宗仁、白崇禧商量后，在广
西成立一个团，安插在闽变失败后离散的19 路军官兵。该团表面上属桂军，
但军饷由蔡廷锴以原19 路军存下的公积金支付。这支武装力量，是为嗣后
两广“六?一”事变时，蔡廷锴等人入桂重新组织19 路军的基础。
蒋介石镇压了福建事变后，即将进攻福建的部队组成东路军，任命蒋
鼎文为东路军总指挥。回过头来协同其他部队重新开始对中央苏区进攻，他
采取的新战术，不是长驱直入，而是“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一边前进，
一边筑碉堡，平均每天只挪动二三里，一步一步地朝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和
主力所在地进逼。
中共临时中央于1934 年1 月15 日，即福州陷落的那一天，在瑞金召
开了六届五中全会，讨论和研究了形势与任务、苏维埃运动与任务等问题，
补选了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改选了政治局。新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秦
邦宪）、王明（陈绍禹）、张闻天（洛甫）、周恩来、项英、陈云、王稼祥、
张国焘、朱德、任弼时、康生、毛泽东等12 人。政治局候补委员为：刘少
奇、关向应、邓发、凯丰。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由博古负总责。
与此同时，中华苏维埃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被选为中
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为人民委员会主席。此时，张闻天对博古的一些
错误做法不满，同他发生过争吵。博古把张闻天安排在人民委员会主席位置
上，目的是既削弱毛泽东在政府的权力（毛泽东原来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
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又把策略问题上与自己存在一定分歧的张闻天从党
的领导圈赶出去。
六届五中全会，“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鼎盛状态。它不但对革命形势
作了完全错误的“左”的估计，夸大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成分，继续发展了
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的政策，在组织上进一步对领导机构的宗派主义
改造，而且在军事上仍然强调进攻路线，接受了李德反对堡垒主义的“短促
突击”战术，提出“为夺取新的苏区与中心城市而斗争”的口号，使红军由
运动战转变为阵地战。
会后，博古、李德命令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抗，推行“以碉堡对碉
堡”和“短促突击”，实行了消极防御的方针。在双方兵力和武器装备悬殊
的条件下，自1 月下旬至3 月底，红军进行的许多战役、战斗都遭到失败。
4 月中旬，蒋军集中了11 个师分两路，分别沿抚河西岸和河东岸，进
攻广昌采用梯次配备，河东受阻时河西推进，河西受阻时河东推进的战法，
交替筑垒推进，企图从北面打开中央苏区的大门。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
决定调集红军主力坚守广昌。由博古、李德赴前线直接指挥，提出“像保卫
马德里那样保卫广昌”、“为保卫广昌而战”、“胜利或者死亡”等口号。他们
组织野战司令部，司令员名义上是朱德，实际上是李德，博古任政委，顾作
霖代总政治部主任。红军主力1、3、9 军团9 个师坚守广昌，实行以集中对
集中，以主力对主力，以堡垒对保垒的阵地战，结合所谓的“短促突击”，
同优势兵力和武器装备的敌人决战，蒋军用飞机轮番轰炸，用大炮猛烈轰击。
蒋介石集历次对付红军的经验，担心红军又转移他去，未料正好相反，
红军主力死守广昌，蒋介石大喜过望，自问：“匪共怎么变得如此愚蠢？”
令大军攻击勿怠，激战18 昼夜，双方死伤甚众。蒋介石大喜：“我拼得起，
匪共拼不起！”留守在瑞金的周恩来于4 月27 日致电博古、李德，建议红军
撤离。此时，抚河东西岸敌人同时向广昌发起总攻。红军反击未能奏效，不
得不于当晚撤出广昌，向广昌以西以南转移。28 日，蒋军进占广昌，中央
苏区的北大门果被蒋军打开。
红军在广昌保卫战中伤亡达5500 余人，占参战总兵力的1A5。蒋军也
有重大伤亡。蒋军自广昌战役得手后，气焰更加嚣张，相继又占领了建宁和
古龙冈以北的银龙下等地，中央苏区进一步缩小。
7 月上旬，蒋介石集中了31 个师的兵力，从6 个方向开始向中央苏区
的中心区域发动新的进攻，并且相互联络通报，谨防红军主力转移。博古、
李德命令红军分兵把口，处处设防，形成“6 路分兵”，节节抵抗的阵地战。
这正中蒋介石下怀，红军兵少，分而为六，则益少，犯了兵家大忌，蒋介石
得悉红军如此布阵，兴奋不已，知自己已稳操胜券了，他在日记中写道：“此
次匪共处处犯兵家之忌，得不败乎？”红军在高虎垴、万年亭战斗中，虽然
杀伤蒋军三四千人，自己的伤亡也很惨重，被迫后退。8 月31 日，广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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