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室。在全面抗战爆发后，许多人听说周宅有一个地下室，便纷纷前来躲警
报，有的干脆搬到这里来住。来客中间文的有陶希圣、胡适、陈布雷、梅思
平、罗君强、高宗武，武的有顾祝同、熊式辉等。这些人麇集在一起，同声
相应，同气相求，同唱一个曲调，即“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
于是，他们一面设法直接间接向蒋介石进言，一面传播他们的主张。
胡适觉得这个地方的气氛同外面完全两样，就给它起了一个名称——“低调
俱乐部”。
当然，这些人中，如陈布雷、顾祝同、熊式辉等，虽然对抗战曾缺乏
信心，但后来没有发展到叛国投敌，胡适不久出使美国，更与周佛海之流脱
离关系。而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罗君强等，则成了“和平运动”的核
心人物。陶希圣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梅思平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系；罗
君强是中共叛徒。他们都是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同周佛海相识的。
陶、梅2 人当时任政治教官，罗任政治部科员，周佛海是他们的上级。高宗
武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法学系，1932 年回国后在南京中央大学讲授政
治。由于他擅长词令，又对日本政情有相当的了解，他关于中日外交的论文，
曾被几家报刊登出。汪精卫对他很欣赏。1933 年汪精卫兼任外交部长时，
调高到外交部工作，由专员、科长一直提升为亚洲司司长。高主持的亚洲司，
其主要职责就是与日本间的外交折冲。
“艺文研究会”成立后，汪精卫和周佛海密议，在汉口设立一个以搜集
日本情报为名的机关——“日本问题研究会”，由高宗武任主任，以便策进
“和平运动”。
周佛海早就看出蒋介石有向日本求和的心思，于是便求见蒋介石，同
蒋在密室里谈了一个下午。周向蒋建议说：“为要收集关于日本的情报起见，
把高宗武留在汉口是没有用处的，不过此人是一个相当有用的人才，故把他
派往香港，俾以收集关于日本的情报才好的呢。”蒋介石觉得周佛海所言很
有道理，于是便点头同意，并于次日召见了高宗武。
高宗武被蒋介石召见，诚惶诚恐，不知是福是祸，他笔直地站在蒋介
石面前，连大气也不敢出。蒋介石望着他足足看了一分钟，尔后双手往下压
了压，示意他坐下，高宗武坐下后，蒋介石说道：“亚洲战事频繁，你辛苦
了！”“委员长辛苦了！”高宗武慌忙站起来，挺起胸脯道。
蒋介石又双手向下压了压。高宗武重新坐下。
蒋介石又说：“看你的脸色，有疲累之感，你为国事奔波，中正于心不
忍。你可以请个长期病假，去香港休养些日子。烦闷的时候，可以到处走走，
为了走动方便，我发给你一个军用特别通行证。一些别的事情，你可以找周
佛海谈谈。”随后，陈布雷即命侍从室第2 处秘书、军委办公厅秘书处长罗
君强，为高宗武准备盖有军委会大印及蒋介石签章的军用出差证明书，填上
“特派员”的头衔，以避免出国及入境时的检查。
高宗武并不知蒋介石的葫芦里卖什么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找到周
佛海，才明白蒋介石让他请长期病假去香港“休养”，主要是设法试探日本
东京方面的谈和条件，并伺机尽快东渡日本，为重新和谈作准备。同时他还
得知，蒋介石破例每月在军事委员会的开支中，拨给他8000 元活动经费，
由罗君强持蒋介石手条，向军需署代领代汇。
于是，高宗武便立即开始着手赴香港的各项准备。他买好了1938 年2
月22 日由汉口飞往香港的飞机票。21 日，高宗武向蒋介石辞行。蒋介石说：
“好吧，你去吧。”高宗武又去向外交部长王宠惠辞行。但王宠惠说：“你不
可上香港去，在汉口办理就好，千万不要上香港去。这里蒋委员长刚才打电
话来嘱咐的。”高宗武将这一新情况告诉周佛海。周听完后立即推想，可能
是蒋介石已产生了某种顾虑，便道：“蒋介石是脑筋非常好的人，关于此事
似在事后立刻就想到，把你送到香港太危险，将要被和平派所乘，还是把你
留在汉口安妥。”由于蒋介石阻止，高宗武犹豫不决，但周佛海却再三怂恿
高宗武抗命前往香港。他对高说：“责任我愿负担，你还是放心去吧！”于是，
高宗武便秘密地奔波于香港、上海、汉口之间。
高宗武走后，周佛海才向蒋介石报告说：“高宗武在汉口得不到情报，
所以他上上海去了。”蒋介石听后，道：“是吗？”蒋的心理很矛盾，既赞成
此举，但又担心为和平派所乘。而周佛海恰恰利用蒋的矛盾心理，先斩后奏，
造成既成事实迫蒋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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