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必须暂时稍等一等才好。
高宗武由于身体不好，便托梅思平代替他同日本人继续谈判。是时，
梅思平奉“艺文研究会”之命，在香港主编《国际丛书》，以搜集日本情报
为名，鼓吹反共论调和民族失败主义。但他对这项差事并不感兴趣，颇感寂
寞，静极而思动，因此十分乐意地接受了周佛海、高宗武交给他的与日方直
接谈判的任务。
梅思平从此也就成了汪精卫集团“和平运动”的一员干将。梅思平后
来公开投敌，他的一个正在温州女中读书的女儿得知这个消息，十分气愤，
当即发表了一篇大义灭亲的文章，说：“梅思平不是我的父亲，我要捉拿他，
杀掉他，为国除奸，为民除害。”这篇文章，一时全国报纸杂志相争刊载，
传布极为普遍。
梅思平于1938 年8 月29 日同松本重治在香港岛酒家举行第一次谈判，
由日语好得惊人的周隆庠作翻译。谈判一开始，松本为了要判断一下梅思平
究竟是个什么样人物，故意谈笑风生，显得十分轻松，使梅毫无拘束之感，
便直率地谈了自己的经历。
松本在谈判时说：“和平运动成功与否，在于撤兵；日方认为，蒋介石
下野，日本才能撤兵。”梅思平道：“撤兵是和平运动的关键，但如果日本方
面采取要求蒋介石下野的形式，那是笨拙的做法。蒋介石掌握了国民党政府
的主要权力，成了中国战场上的最高统帅。
如果日方以蒋介石下野作为撤兵的条件，这样既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还会适得其反，使汪精卫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即使蒋介石下野，汪精卫也
没有足够力量来收拾时局。”松本表示下次再从容谈论。为了不被人跟踪，
梅思平提议以后每次谈判，都要改变地点。
梅思平在继续谈判中，对撤兵和蒋介石下野问题，说道：“日本要求蒋
下野作为日军的撤兵条件是理所当然的，但作为中国方面的情况，如果日方
要求抗日战争的领导者蒋介石下野，那么，一切谈判就无望了。即使说日方
声明撤兵，并已部分撤兵，然后蒋下野，中共对这个办法也一定是绝对反对
的。内战将会重新开始，没有止境。国共在内战中胜败如何，这是次要问题，
首要问题是在保护民生。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等都有同样见解。根本问
题是人道问题。松本，你精通中国的事，对此不会不知道吧。”汪精卫汉奸
集团，标榜他们“倡导和平”的目的，是为了“考虑中国的民生”；用中国
共产党的反对作为借口，乞求日本在不以蒋介石下野作为条件实行撤兵，这
是他们打出的两块招牌。
松本立刻表示：“日方要求蒋介石下野，不会固执下去。这一点我到日
本去也将要进行说服。”梅思平又称：“和平运动非请汪先生领导不可。周佛
海等我们的同志集合在汪先生的旗帜之下。与汪先生共同行动的有龙云、四
川的将领、广东的张发奎以及其他人，已经秘密取得联络。反对停战、撤兵
的人在中国是不会有的。”从8 月29 日至9 月5 日间，梅思平同松本进行了
5 次谈判，拟定了实现中日“和平”的详细方案。
10 月21 日，梅思平由香港飞往重庆，向汪精卫、周佛海等汇报与日方
接洽情况。梅思平同周佛海、陶希圣3 人商谈后，往见汪精卫。尔后，汪精
卫、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陈壁君等人，连日秘密举行会议。决定由汪
精卫“出马”，另立反蒋反共政府，与日本实现“和平”，并派高宗武、梅思
平与日本当局就“和平方案”作进一步谈判。
11 月2 日，梅思平带着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决定的“和平方案”，离开
重庆，经河内返回香港。同高宗武会面后，为避人耳目，梅思平、高宗武、
周隆庠分别乘坐法轮“道尔曼号”和意大利轮“戈善特亚号”去上海，同日
方继续谈判。
会谈地址选在上海虹口公园不远的一片茂密的树丛中的一幢孤零零西
式的灰色二层楼房内。房子已经陈旧，门上钉了一块牌子：“东体育会路7
号”。今井武夫事前派人将房间进行了整修，并作了精心布置，并改名为“重
光堂”。高宗武、梅思平、周隆库先后被接到重光堂，与今井武夫，伊藤举
行预备会议，几天来，重光堂内鬼影幢幢，日汪双方的一笔肮脏政治交易在
这里成交。
在谈判中，高、梅承认日方所提出的缔结日华防共协定；承认内蒙作
为防共特殊地区允许日军驻扎；承认伪满洲国；承认日本人在中国有居住、
营业之自由；承认日本有开发和利用华北资源的优先权；并同意补偿因事变
而造成在华日本侨民之损失。高、梅两人也提出几点“希望”：要求日军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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