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无形的巨大魔影已经笼罩在他们头上，他们名义上是受日本宪兵“保
护”，但心里明白，已被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得日本人的同意。这种
监视式的“保护”，一直持续到后来汪精卫搬到愚园路1136 弄住宅以至南京
颐和路34 号汪公馆。
汪精卫一到上海，便迫不及待地要求赴日谈判。他先让周佛海、梅思
平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在“重光堂”进行预备性谈判，尔后他同周佛海、梅
思平、陶希圣、高宗武、褚民谊等反复讨论，拟定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
办法》，作为向日方提供的谈判条件。
褚民谊与汪精卫连襟，是老同盟会会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
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国民党新疆建设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汪精卫出逃后，
他曾在上海各大报刊登启事：“声明一切，盖犹亲戚归亲戚，政治归政治，
对汪和平运动，绝无参加之意向。”汪精卫一到上海，便秘密召见他，他即
决定参加“和平运动”，成为汪精卫汉奸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
5 月31 日，上海大场机场附近十步一岗、五步一哨，临时断绝通行，
戒备非常严密。
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一行11 人，登上飞机，赴日谈判。
日本内阁又有变化。不久，近卫内阁在内外交困中总辞职，平沼骐一
郎继而组织新内阁。平沼上台后有好几个月都没有迹象表示对汪另组政府感
兴趣。5 月11 日，今井武夫将汪精卫准备在南京建立政权的设想向东京作
了报告，日本政府犹豫不决，甚至想阻止汪的东京之行。由于影佐祯昭和田
尻爱义一再要求，日本政府才勉强答允汪赴日。田尻爱义在发给日本外相有
田的电报中称：“重庆方面，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势力外，还有以
50 万国民党中央军为基础的主战派，因此，要想使蒋介石屈服或使中央军
从内部转向和平的方向，都并非易事，虽说以孔祥熙为首的‘和平’的气氛
也很浓厚，而且在赞成汪精卫主张者不在少数，这些人虽想待机脱离重庆，
但目前只能进行地下活动。
如果不愿蹉跎岁月，坐失良机，那么，目前对华政策的唯一道路，就
是以汪为中心迅速建立作为新中央政府母体的占领区统一政权，使日本好收
渔翁之利。”6 月6 日，日本政府五相会议通过了《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
决定汪精卫出面组成伪中央政府，必须遵循符合日本政府利益的3 项规定：
第一，要有汪精卫、吴佩孚、“临时”和“维新”政权、改变主意的重庆政
府等共同组成；第二，满足日本政府侵华的各项要求，并签订秘密协议；第
三，成立的时间，要“适应于综贯全局的战争指导上的阶段，以自立的观点
处置之”，“特别需要具备人的因素与基础实力”。日本期望建立的“新中央
政府”，不过是日军占领下的各种势力的集合体，是一个松散的“全国性”
的傀儡政权而已。为引诱汪精卫就范，日本政府还指令：在不重要的问题上，
要让汪的愿望得到满足，使他觉得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产生日本完全“诚
恳”的印象；但在一切重要问题上，绝对不能有所改动，必须迫使汪精卫同
意日本政府的既定政策。
汪精卫一伙在东京等待了10 天，对于日本政府的决定却蒙在鼓里。6
月10 日，他才接到通知去拜访平沼，以后又同海相米内，外相有田，藏相
石渡，前首相、现任枢密院议长近卫，陆相板垣会谈。日本政府使出娴熟的
软硬兼施、恩威并举的伎俩，逼汪驯服。
特别是在汪与板垣的两次会谈中，汪看到了一副威严的面孔，了解到
日方的某些真实意图，使他失望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板垣劈头的一句话说：“我认为，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
府，必须争取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您对此一定有相当的把握，如
果能够听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实为荣幸。”汪精卫觉得这是在奚落他。但
他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一寸地盘，只能听凭日本的摆布，便迎合板垣说：
“重庆方面大部分要人心里希望和平，不满意蒋的容共政策，由于受到严密
监视，逃出重庆极为困难。今后可以乘一个机会来分散蒋的势力，一举促成
重庆崩溃。对于军队，只要善于利用，就可使其为建设新中国的基础。为日
本计，给予中国民族生存的机会，保留他们的希望，这是最明智的策略。”
板垣对汪精卫的《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提出种种指摘：“新政府成立
后，只废止维新、临时两政府的政府名义，而不是取消其内容及其事实，并
且还要把临时、维新两政府与日本之间发生的关系，以某种组织形式保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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