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板垣警告汪精卫，日本在中国已得到的所有权益，都不许他染指。
汪精卫听了这番话，感到大失所望，在心灰意懒中，表示了不满情绪，
道：“如果只废除临时、维新政府名称，而照旧保留其实体，则中央政府成
为有名无实，并且，中央和地方会经常发生权限的争夺，收拾时局实为困难。
如果这样，只有延期组织中央政府，我以国民党名义在另一个地盘上形成一
个政权，准备将来时机到来，再组织中央政府。”参加会谈的影佐马上反问
道：“以前协商时你说过，为了收拾时局，必须组织中央政府，而今天又说
可以把它延期。用延期组织中央政府，以国民党名义另搞一个地盘进行工作
的方法，毕竟不会具有对抗重庆政府的能力。我想问一下，现在提出这样的
方案，用意何在？”汪精卫忙解释说：“所以说组织中央政府并不着急，是
由于取消临时、维新政府有困难这番话引起的。因此我想，除延期组织政府
而外，别无他法。”接下，板垣、影佐胁迫汪精卫，使他不能不同意在华北
设置政务委员会机构，给予较大的自治权限；而对“维新”政府，日本将根
据对临时政府的处理意见，再研究具体方案。板垣又提醒汪精卫：“关于中
央政府的机构和成立时间等等，必须和日本密切联系后决定较为适当。”汪
精卫言不由衷地说：“是！当然应该密切联系。”板垣又提出，伪中央政府的
“国旗”上方须附加三角形黄色布片，并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字样，以示
与重庆方面的区别。对此，汪精卫一再表示难以接受。汪精卫本来妄图成立
伪中央政府取代重庆国民政府，鱼目混珠，以假乱真。如果照此，则其真面
目一目了然，而无法施展其欺骗伎俩了。但板垣说：“这是日本政府和军方
充分研究的结果，不能改变。”汪精卫只得表示原则上接受这个方案，在技
术上再想办法。
汪精卫在6 月18 日，带着沉重的心情，默然回国。
汪精卫派赵尊岳携其亲笔书信专程北上见吴佩孚，信中写道：“国民党
人当此厄运，抚躬自责，不敢有一息之安，而旋乾转坤，则非海内仁人志士
之心力以共谋之，不能有济。我公功在民国，蒿自颠危，诚知心恻然有动于
中也。? .铭盖以此身曾参与重庆政府，虽谏不从，言不听，而去国之际，
深维孟子三宿而后出画之义，不惮再三呼吁，以期重庆当局之最后觉悟。今
此望已绝，不得不易地奔走，期与海内豪俊，共谋挽救。现在国难日深，而
国际危难，又日趋紧迫，非恢复和平，无以内除共祸，外应世界大势，非组
织统一有力自由独立之政府，无以奠定和平。公老成谋国，如有所示，极愿
承教。”赵尊岳到北平后，在什景花园见到了吴佩孚，两人寒暄之后，赵就
把汪精卫的书信交吴。吴向赵说了一通对汪思念仰慕的话，写了一封回信，
托赵转交。信中写道：“中日辅车相依，为友为敌，利害本自昭然”，但目前
“危亡于喧豗抗战之中”，更需要化敌为友，“有史以来，从无久战不和之
理”。他对汪“非组织统一有力自由独立之政府，无以奠定和平”语称：“确
为扼要之言，与鄙见亦正相符。”但吴佩孚主张抗战要全面的抗战，和谈也
要全面的和谈。“民意趋归，果以抗战为然，则任何牺牲，均可弗计。
若民众厌战，相战之国复有感于穷兵黩武之非，即宜于矜恤同胞，戛
然而止。”“诚知民为邦本，和与战同一为民，则应战应和，自不能不以民意
向背为准绳也。”汪精卫看过吴佩孚的信，叹息道：“我与吴心事相同，而立
场不无稍异。”6 月24 日，汪精卫一行秘密地离开上海，赴北平，与吴佩孚
面商一切。日本政府要求汪吴合作，由汪主持政治，由吴主持军事。日本华
北驻屯军总司令部策划：汪、吴在该总司令官住宅会面，汪先访吴，再由吴
作答礼性的回访。
不料，吴佩孚拒绝了日方的安排。他要求在自己的住宅里接见汪，说：
“既然大家都是中国人，商量中国的事情，就应该在中国人的家里谈。”他
也拒绝作回访。这个北洋军阀的“宿将”以为这样做，就能确立他同汪精卫
的正副关系。
汪精卫自视甚高，亦不愿屈居人下，他为了当儿皇帝，不惜与蒋介石
分道扬镳，又怎能同意吴佩孚的这种要求呢？他这次同吴佩孚会谈，成了泡
影。
后来，汪精卫又不只一次地拉拢吴佩孚。他派代表陈中孚前往北平，
与吴佩孚协商合作事项，但吴提出：（1）吴对外交发表政见汪须采纳；（2）
汪不得干涉军事；（3）汪不得私与他国签订任何条约；（4）汪执政方针，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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