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心难下。这时撤走，军委会会怎么说？尤其他手下号称“铁军”的第4军还没使用，而这个军又与他有长久的历史关系，是他的起家老本。不撒吧，部队打光了，九江还是个丢。思前想后，他咬着牙，一拳砸向桌子：“丢他妈的，撤，天大的事老子顶着。”
25日夜，第2兵团全线后撤，向牛头山、金官桥、十里山、钻林山区城门湖之线阵地转进。淞浦师团前卫及波田支队得势不让人，追着屁股打来。第4军占据阵地后，返身与追击之敌战成一团。
姑塘失守、九江失守，武汉门户被日军撞开。初战受挫，蒋介石在军委会痛骂张发奎：“娘希匹，张向华紧要关头又存私心。他把第4军藏起来，为什么不用？为什么不用？”
蒋介石桌子敲得“嘭、嘭”响，火气更大了：“什么‘铁军英雄’，什么‘抗战先锋’，统统是假的。他这是公然抗命，目无军法！目无军法！”
一旁的何应钦等蒋介石火气消了一些，上前劝道：“委员长，2兵团放置4军不用，也许是见大局难挽，怕被日军缠住脱不开身。如今全军安然撤至第二阵地，结局也还说得过去。不如给他个机会，让他在金官桥一线阻滞敌人，挽回影响。”
蒋介石“噌”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在屋里急走两步，立住身，余怒未消地喊着：“失去九江，不啻给强敌一个立足点。南浔之战，艰难10倍有之。如此目无军法之将领，决不能再放在前线。”
蒋介石对两广将领本无好感，对手下有私心之嫌的人更不能容忍。
“让他回来，回来。我要让他说个明白。”
出师不利，蒋介石盛怒难平，谁的话也听不进去。7月31日，张发奎接到最高统帅部电令：“南浔方面的军事即日起由薛（岳）、吴（奇伟）两总司令负责主持，张总司令发奎即行调回可也。”
接到电报，张发奎呆愣了足有几分钟。放弃兵权，他并不在意，薛岳、吴奇伟都是自己多年的老部下。只是南浔线大战刚刚开始，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被削了兵权，他将何以对国人、对部下交待？几年来他一直是力主抗战的，今日他的脸面往哪儿放？张发奎一腔怨怒，交接了指挥权，并把所属部队及后方军务交代后，径直回返武汉自请军法裁断。
若干年后，张发奎每每忆及这段往事都觉得不公平，一直耿耿于怀。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变相撤职对我来说，是一件可耻的事，也是8年抗战中一件最悲痛而遗憾的事。……九江附近之撤退，我当时乃根据当面敌情，我军状况所下达之决心，不幸为蒋先生误认为我有保存第4军实力之嫌。实则我不仅对九江之战役毫无私见，即全抗日期间所有大小战役之过程中，莫不兢兢业业地为国家全民利益着想，从未将私人利益的意念夹杂其间。固然，第4军与我有悠久的历史关系，远在北伐时，我首任该军军长，在指导作战时，任何配属我指挥之部队只寻求如何去部署达成任务，绝无衡量自己与其他部队之深浅关系，以保存自己实力之行为。假如有这种自私行为，第4军番号早就淘汰，哪有‘铁军’之辉煌绰号见称于国人呢？九江战役后，未详细调查，即以‘张总司令发奎即行调回’的命令变相撤职。我对职位视同敝屣，毫不足惜，但我是高级指挥官，有辱我的尊严，至为难堪。因我自问良心，毫无内疚，所以我回到武汉后即自请军法审判。……”
“退一步说：蒋先生当时超级处分，实欠考虑。如我有锗，应由我的上级陈辞修（诚）将军处理，但蒋先生并未查明亦未接到我的上级呈报，就径自越级干涉，这是他常犯的毛病……”
事后，由于陈诚替张发奎担起责任，称九江撤退是他下的令。
蒋介石无可奈何，只能骂了陈诚几句了事。张发奎免除了军法查办之苦。
九江丢了。一场风波也算告一段落。但张发奎心里，也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
10. “大坂商贩”魂断金官桥
拿下九江，冈村中将的目光自然投向了中国军第二线阵地。
8月1日，冈村下令日军第106淞浦师团自九江南下，攻击金官桥一线中国守军。同时令沿江北进攻广济、黄梅的第6师团加紧进攻。长江南北两岸，第11军的2个先头师团向南、向西张成“八”字，一路猛攻过来。隆隆的枪炮声一时震动长江。
冈村宁茨不愧是日军中的一张王牌。占踞九江，他不是直接向西猛攻，取捷径震摄武汉，而是自湖口、九江南下，企图攻占德安、南昌，再西趋长沙，截断粤汉铁路，对武汉形成战略大包围。此举，不但能消除左翼薛岳数十个师的威胁，而且从战略上先求截断武汉退路，彻底动摇中国守军意志，求得最终合围中国数十万重兵。
冈村的大战略果然起了作用，蒋介石也看出了冈村的阴险。为避免南京惨祸在武汉重演，也减轻军委会负担，蒋介石定下了疏散撤退的决心，8月3日，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政治部发表文告，劝导武汉民众疏散。次日，湖北省党部发表《为疏散武汉人口劝告民众书》，要求市民百姓和除军委会外的政府其它机关从速撤离。接下来的几天，一股新的溃潮又在武汉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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