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起义的原因。他谈到了游行，血腥的袭击，他到乌夫因的出逃，以及他
入狱至兰茨贝格的情况。唯一使他后悔的是，他并未与被屠杀的同志们一样，
遭受同样的命运。
他承担了这次起义的一切责任（“那位先生仅与我合作”），但矢口否认
他是罪人。他活着的任务是要率领德国重获旧日的荣誉，重新确立德国的世
界地位；他怎么能被作为罪人对待？他这一番话表达了一个虔诚信徒的信
念，其效果在主持审判的矮个子法官和检察长的脸上反映了出来。两人谁也
未对希特勒之原告的态度提出抗议，或试图以任何方式阻止他滔滔不绝的演
讲。助理检察长埃哈德对法官和检察长阻止希特勒发言也不抱多大希望：尼
哈特法官是个热切的民族主义者，与他一样，坚信这次起义是“国民的行动”，
决心判鲁登道夫无罪；因就任此职遭学生攻击而烦恼的检察长觉得，他不得
不小心翼翼地进行这次审判。
如果说法庭上的这些官员受到了希特勒的影响，奥斯瓦尔德·史本格
勒则不然。在当天举行的一次讲演中，他嘲笑纳粹喜欢旗帜、游行和口号。
“毫无疑问，这些东西可使感情得到满足，但政治却与此不同”。他把此次
审判描绘成为“不足道的希特勒案”。它仅证实了他的观点：希特勒是潜在
的凯撒。
次日，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对其他被告进行讯问上，但到了２月２８
日，希特勒再次左右了审判。在闭庭后的一次讯问中，他放肆地描述了柏林
和慕尼黑是怎样受红色政权腐蚀的。“在慕尼黑，你就可找到一个典型的例
子。如果不是健康群众的觉醒，我们就永不能从红色时代中解放出来。”他
的话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更促使他大声地为其提出向柏林进军一事进行辩
护。
随着审判的发展，希特勒继续以其滔滔雄辩和精明战术左右着法官们。
与此同时，鲁登道夫成了这出戏中的次要人物，他对其他被告的怨恨也越来
越明显。“希特勒将我引入歧途”，在审判后他向汉斯·弗兰克抱怨说，“他
向我撒谎。在他的发疯的起义前夕，他告诉我陆军百分之百支持起义..他
不过是个演讲家和冒险家而已。”他怨恨的也许是，这位演讲家和冒险家，
这位可鄙的下士，其行动比这位将军更像一个传统的大丈夫军官。希特勒承
担了一切责任；鲁登道夫则不断地逃避责任。他举止傲慢，不时谩骂律师和
法官，好像这是个军事法庭，而他是主宰者似的。“他用操场上的语调，斥
责法庭”，英国记者Ｇ·霍德·普顿斯回忆道。“每个字都严厉粗鲁。当他把
蛮横的语调升高时，坐在中间位子上的小个子首席法官全身发抖，山羊胡子
也抖动得很厉害，不得不用手将它摁住。”
报界越来越反对这位逆来顺受的法官，有些外国观察家觉得很难相信
他们是在审判。３月４日，在巴伐利亚州部长会议上，人们异口同声地批评
尼哈特。州部长施威耶说，被告对陆军和州警的公开污辱，已构成对州警的
人身攻击。另一位部长怀疑尼哈特是否有能力进行审判。此时，第三位部长
宣称，在上层，尤其是在柏林，人们对审判的方法表示忧虑。第四位部长透
露说，他曾亲身对首席法官允许希特勒一连讲话４小时一事提出指责——而
尼哈特仅回答说：“无法阻止希特勒讲话。”
每天闭庭后，希特勒便被押回同一楼房的囚室内。就是在这里，那两
个死对头——罗森堡和汉夫施坦格尔探访了他。罗森堡给他带来了不愉快的
消息：地下党的一股强大势力坚持要作为联合的民间组织的一部分参加春季
大选。这个主意对像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即兰舒特来的吸毒者）那样的
人说来是很具吸引力的，因为这似乎可以把党的活动扩展到德国北部。斯特
拉塞尔说服了罗森堡，党应该参与全国的政治，希特勒却嘲笑了这一主意。
他觉得，在国社党处在非法时期并濒于解体边缘的情况下，联合尤其危险。
另外，如果这样做，他就得从狱中授权。狡猾的希特勒明白，他所授以的权
力很容易丢失。最安全的办法莫过于让党停止活动，待他出狱后再说。希特
勒的反对意见是以讽刺的形式表达的：如果党以民间组织的名义参加大选，
那是多大的降格！“我告诉他”，罗森堡回忆说，“如果用国社党的名义，准
备工作就来不及。我们只须等待，到时再在合法的基础上将党改组。”罗森
堡离去时，认为希特勒已勉强同意，开始为党的一次危险的分裂铺平道路。
汉夫施坦格尔的探访是很亲切的：他把３岁的儿子也带来了。“小心
呀，孩子”，在前往原步兵学校的大楼途中，他教训儿子说。他们到牢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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