脏的地下室里”。“简直乱透了。财政被弄得乱七八糟。柏林党区那时啥也没
有，有的是债务。”这种情况不但没有令戈培尔泄气，反而使他倍受鼓舞。
他将总部迁至一个较好的地方，开始正常办公，还健全了财会制度——由他
亲自管理。到１９２７年２月，区党部不但全部偿还了债务，而且还有１万
马克左右的固定资产，还拥有一辆旧车。
戈培尔觉得，现在该是壮大党的组织的时候了。为此，他就得引起厌
倦的公众的注意。
“柏林人需要耸人听闻的东西，就像鱼需要水一样”，他写道，“他们靠
此过日子。若不认识这点，任何政治宣传都是无的放矢。此后，或写文章，
或发表讲演，他都尽量迎合柏林人的口味。文章和讲稿都写得干脆利落，生
动活泼。他的冲锋队则在街头找赤色分子寻衅——尤其是在他们有理时。他
的理论是“能征服街道者，定能征服群众；征服了群众也即征服了国家。”
据房东太太说，凡作讲演，他必先在大镜前练习其姿势，一练就是几
小时。上台后，他果然大有长进；不久，他便熟练地掌握了各种各样的风格，
在会议开始前，他总要问清听讲的对象是什么人。“我该用什么风格？民族
的，社会的，还是感伤的？当然罗啰，这一切我样样齐备。”
他常用生动活泼的语言，争取听众。他是个出色的演员，能立即从幽
默转向伤感再转向谩骂。他常常故意挑动赤色分子，让他们高声抗议，从而
为其所用。“制造喧哗”，一次他说过，“是反抗的一种有效的武器。”在他看
来，宣传是一种艺术，而他又是掌握这种艺术的高手——他用美国式的招徕
术兜售国家社会主义，好像它是世界上最佳货物似的。
戈培尔在工人住宅区维丁区参战的方式，是用醒目的大红字树起路牌，
宣称“资产阶级国家快完蛋了”。１９２７年２月１１日，他邀请许多工人
参加群众集会。此次大会是在共产党人常举行集会的法鲁士大厅举行的。这
是公开宣战。主席刚宣布大会开始，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工人便高声喊道，议
程中有一点希望得到澄清。主席对他置之不理；那人再次重复他的要求时，
被冲锋队轰了出去。一场斗争开始了。８３名赤色分子遭到毒打；１０多名
纳粹分子受伤。戈培尔此时大显身手，下令将这些人抬上主席台，让他们在
那里呻吟——这样效果才更好。这一招显示出戈培尔作为宣传家的才能。法
鲁士大厅一战，使纳粹党的名字上了报纸的头版。这样，原来对希特勒及其
运动知之甚少的柏林人便明白了，原来城内还有一股新的政治势力。这宣传
原是诽谤性的。不料，在尔后的几天内竟有２，６００人申请加入纳粹党，
其中５００人还申请加入冲锋队。
参加大会的人数一次比一次多。待希特勒出现在克罗饭店时，听众人
数已达５０００。
这次大会是为纪念马克思主义者的节日“五一”节而举行的；元首开
讲时俨然像列宁：“我们是社会主义者，是今天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敌人。
他们通过不公平的工资以及用财富和财产的多寡，而不是用责任之大小和功
劳之大小，不适宜地评价人的价值的办法，剥削穷苦百姓。不管在何种条件
下，我们决心摧毁这种制度。”接着他便大谈特谈所谓生存空间的问题，极
力向党员灌输这种概念。他说，德国有６２００万人口，面积却只有４５万
平方公里，何等拥挤！“若考虑到当今世界上其它国家的面积时，这个数字
是何等荒唐可笑。”解决办法有两条：用“驱逐最好的人种出境”的办法减
少人口，或“使领土与人口大小相协调，即使要用战争也在所不惜。这是上
帝制定的最自然的方法。”
戈培尔原希望赤色分子捣乱，但一切都很平静，连主要的报纸都未对
此次演讲作任何报道。为了使党留在公众的视线内，３天后，戈培尔在“退
伍军人协会大厅”组织了另一次集会。为此，他提出了一个挑衅性的反犹口
号（“苦难的人民！谁会拯救我们呢？雅各布·戈尔德施密特？”），印刷了
数千份，在柏林全市张帖。戈尔德旋密特，德国的大银行家，也被激出席这
次大会。他原拟应邀的，但在最后一分钟董事会劝他不要前往，改由他的私
人秘书出席。
戈培尔彬彬有礼，他冷嘲热讽，令听众大为开心。“欢迎！柏林的工人！”
他说“热烈欢迎雅各布·戈尔德施密特年轻漂亮的私人女秘书前来！请不必
把我讲的每个字都记录下来，你的老板可在明日各报上读到我的讲话。”接
着，他便鄙夷不屑地大谈“犹太刊物”和”报界犹太会堂”。一位捣乱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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