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的统一，而且将维护它。”
这个祈求是爱国者很少能抗拒的。次日，清点后的票数表明，９５．１
％的人投票赞成元首的外交政策；在议会的选举中，９２．２％的选票支持
国社党——选票上唯一的党。虽然有些外国观察家嘲笑这一结果（达豪集中
营内２２４２人中，２１５４人投了元首的票），它却是德国人心的寒暑表。
在外交政策问题上，阿道夫·希特勒不但赌赢了，而且还加强了他在国内的
地位。他得到的授权压倒了一切。在尔后数星期内，他便通过了一项法律，
把党和国家合二而一。该项法律说，国社党“是德国国家意志的代表，与国
家不可分解地联系在一起”。
在把德国全人口置于新政权的统治下之后，希特勒的一体化的政策便
正式完成了。靠取得同意（和威胁）的办法，元首取得了相当大的权力，但
仍不是个真正的独裁者。这是因为，军方甚至正在抱病的兴登堡仍有可能反
抗。希特勒已将德国引上了独裁的道路。德国人并不需要用鞭子驱使自己去
跟随正在使他们摆脱经济危机和铲除凡尔赛条约的耻辱的普格菲（*德国传
说中的英雄——译注）。
当然，没有镇压，这是不可能完成的。集中营（这是英国波尔战争时
期的外来词）已遍及全国，且人们已习以为常。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它都是
一种受惩罚的威胁。在没收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和出版社后，
报上也会出现严肃认真的抗议。编辑和出版商已双双受到控制。随着帝国新
闻局的建立。独立办报的最后痕迹也被一扫而光。与新闻自由一起被扫除的
还有文艺、广播、戏剧、音乐、电影和美术。
时至１９３３年１２月，德国已站在极权主义的门槛前了。这样做不
是恐怖而是时代的需要和团结的愿望。因循守旧的精神也不是个阶级问题。
它在科学家中存在，在工人中也存在。“我们希望，这样便能与国家之精神
相吻合，忠实地与政府合作”，德国数学家协会主席对他的同事们说，“无条
件地，高高兴兴地——每个德国人均必然会如此——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及
其领袖阿道夫·希特勒总理服务。”
于是，在德国社会的每个阶层，在各行各业，都少不了极权和一体。
虽然其它国家和民族都在暗自庆幸，这种俯首贴耳是日耳曼人特有的，新政
权的镇压性也是条顿式的典型，但这两都却是经济、地理环境和时代要求的
同一结果。这些踏着国家社会主义的拍子前进的德国人，在热爱秩序和尚武
精神方面各不相同，在残酷性和傲慢方面也各自有异。
（６）
在欢呼希特勒的阵阵胜利声中，却也有刺耳的声音——国会纵火案审
判之拖延。此案拖至秋季的第一天才开审，但至此时，德国共产党人已令世
界大多数人相信，国会的大火是原告纵的。首先，他们在巴黎出版了一本旨
在揭露希特勒恐怖的书，但书的内容却是以想像为基础的。“我们没有直接
证据，找不到证人，只能暗中与德国通讯”，阿瑟·科斯勒后来供称，“事实
上，具体情况如何，我们一无所知。”
由于有了这一成功，这些流亡国外的共产党人自己搞了个审判，于１
９３３年９月１４日在伦敦开庭，由包括英国的Ｄ·Ｎ·普里特和美国的阿
瑟·加菲尔德在内的国际陪审委员会主审。听众席上的名人有乔治·肖伯纳
——希特勒很崇拜他的作品，特别是《圣女贞德》。肖伯纳拒绝入陪审席，
只以持异议者的身份出现：“要是犯人被用作棍子去打政府时”，他说，“他
的命运早就定了。”经过私设法庭６天的审判后，早可料到的法庭结论公布
了：“对国会大厦系国社党领导人或他们的代表纵火焚烧一说，存在着严重
怀疑的根据。”
翌日，德国的审判在莱比锡开庭了。戈林亲自插手起诉，被４个被告
共产党人驳得狼狈不堪。戈林大发雷霆，大声呵斥季米特洛夫（后成了保加
利亚总理）：“你这个流氓！等我们出了法庭后再收拾你！”戈林有最后的发
言权，但胜利却在共产党一边——全部被法庭无罪开释。一而再、再而三地
说只他自己有罪的范·德·卢勃被判死刑，并被处决。
局外人却认为，那荷兰人不外乎是纳粹的工具，其纵火的目的是要制
造消灭共产党的口实。许多历史学者，包括布洛克和希拉，也有同感；但他
们的推测都是在弗里兹·托比阿斯的书出版前作的。托比阿斯的书写得很详
尽，结论是，共产党和纳粹都与此次大火无关，纵火者只卢勃一人。不少历
史学者，包括布拉切尔，对托比阿斯的书提出疑问。尽管如此，他所列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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