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写道：“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大区一级行政
机构代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和监督地方政府，对于贯彻中央政策，实施人民
民主建政工作，进行各种社会改革运动，恢复国民经济，以及在经济建设、
文化建设和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中，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都胜利地完成了它
的任务。现在，国家进入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时期。国家计划经济的建设，
要求进一步加强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为了中央直接领导省市以便于更能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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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了解下面的情况，减少组织层次，增加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为了
节约干部加强中央和供给厂矿企业的需要，并适当地加强省、市的领导，撤
销大区一级的行政机构，是完全必要的和适时的。”决议还同时指出此项工
作“要进行充分的准备，必须做得非常稳当。”
撤销大区的决定公布后，我们进行了认真的动员，并于同年8月，召开
西南行政委员会全体委员扩大会议，进行具体部署。强调撤销大区是一项复
杂细致的工作，对于上下衔接、人事调配等各项具体问题都要妥善安排，避
免一切可能发生的损失。对西南一级行政机构撤销的步骤，按照先易后难，
先简后繁的原则，逐个加以撤销，我们根据各单位的不同情况，将该撤销的
单位分别采取不同的办法，划为早交迟撤，早交缓撤和早交早撤三类。早交
迟撤的有商业、交通、地方工业；早交缓撤的有教育、民族事务、粮食部门；
早交早撤的有公安、文化、高教、卫生、民政、劳动工资、监察、检察、财
政、水利、气象、群众团体。还有些不能撤，必须整个机构移交的如交际处、
广播电台、商店、报馆、美术学校、剧团等。原为中央直辖市的重庆市已子
7月1日即并入四川省的建
制。
安排好撤销机构的各项工作后，我和贺龙、李达等同志于1954年12月
一起离开重庆到北京。
贯彻“谨慎稳进”的方针，
做好少数民族工作
西南地区的云、贵、川三省都有众多的少数民族。西藏和平解放后，中
央决定西藏工委由西南局代管。西藏更是藏族的聚居地区。因此，西南局始
终把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谨慎、妥善地处理好民族问题，维护西南
地区的稳定，当作一件大事来抓。
整个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工作的主要倾向，同云南省一样，也是比较普遍
地存在着“左”的急躁冒进情绪。如在一部分干部中有所谓两不通，即：“团
结上层不通，不土改不通。”因而，对有些可能团结的上层没有团结好，已
经安排职务的上层人士有职无权。又如对民族内部的旧制度急于进行改革，
对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够尊重，有的地方发生过征收少数民族的祭祖
田、清真寺，毁坏寺庙，挖掘祖坟，激起群众不满的事。个别地方甚至发生
乱斗，乱捆的严重事件。而往往到工作取得成绩的时候，干部这种急躁冒进
情绪就容易抬头。
为此，西南局一方面调配得力干部，加强各级民委机构，向各民族地区
加配领导干部，另一方面加强民族政策的宣传和指导，指出西南地区由于民
族矛盾、阶级矛盾和与帝国主义矛盾之交叉，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和
阶级关系，必须坚决地认真地贯彻“谨慎稳进”的方针。要求各级干部充分
认识到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克服急躁冒进情绪，认真执行团结民族
上层的政策，推行民族自治，保护宗教信仰，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等各项政策。
并下大力气积极帮助少数民族扩大生产，发展经济，改善群众生活。
在处理涉及到民族问题的具体工作时，我们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凡是
涉及到原则性、政策性的问题，不论事情大小，西南局都向中央报告，请求
中央指示。我记得有这样几件事：
贵州与广西毗邻的一个县准备将几个苗族聚居乡划给广西苗族聚居县的
事，经两省反复商量，西南局进行了讨论，最后又请示中央，中央为此事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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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作出批示：“凡涉及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整行政区划，均须征得有关民族首
先是少数民族的人民及其领袖人物的同意，始得进行。”
1953年，组织西藏青年参观团赴京，是组织西藏、昌都两个团，还是合
并为一个团，以及西藏青年代表团副团长的次序如何排列的问题，都是由西
南局请示中央后决定的。西南局1953年5月4日关于这个问题向中央的报告
中写道：“从这一问题可以看出，今后凡是与西藏有关的问题，只要是有原
则性、政策性的问题，都必须报告请示中央，否则即或看来是很小的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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