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等一批高级指挥、政治、后勤和技术院校，都是在那个
时期先后建立的。针对当时工农干部较多的情况，为提高干部的文化素质，
还建立了一批文化速成中学。办学校的干部，要求有更高的文化、科学知识。
除了从部队选调一些适合做学校工作的以外，相当多的教学人才是请地方大
专院校支援，特别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差不多都是从地方上选拔的尖子
人才。总干部部不仅要负责选调办学干部，而且还要协同有关部门制定教学
计划，考核学员学习成绩，分配毕业学员，还包括选派留学生进苏联军事院
校学习等一系列的工作。这为全面提高我军干部的素质，加强我军革命化、
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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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有必要说一说关于1955年选调工农战斗骨干入学和1956年初提
出大胆提拔干部的方针的问题。抗美援朝作战结束后，1955年将有80万战
士要复员。我同总干部部其他领导同志研究后一致认为，为了有计划地培养
我军基层干部，增加干部的储备，应该从有战斗经验的战士中特别是从参加
过抗美援朝作战的战士中选拔一批优秀战斗骨干到军事学校学习后提拔为干
部。为此，我到各位元帅处一家一家地登门拜访，汇报总干部部的这个想法。
他们都表示同意。军委遂发出了关于部队复员时注意保留工农战斗骨干问题
的通知，要求从部队（尤其是参加过抗美援朝作战的部队）的战士、班长特
别是战斗英雄模范以及副排级干部中，将政治纯洁、工农出身、具有战斗经
验、年龄在23岁以内、身体强壮的优秀分子选拔20万人左右，有计划地送
入学校培养。总干部部根据军委的指示，把这项工作列入了1955年的重要工
作之一，实际上选拔了将近14万人。这本是加强我军干部队伍建设的一项重
要措施，但当时在处理上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在不能一下子都送入学校培养
的情况下，过分地强调了要按计划调入学校培养，不适当地把这批骨干冻结
了起来，以至当基层干部有了缺额时，也不让提拔这些骨干，结果使一些优
秀的有战斗经验的骨干未能得到及时提拔，甚至作了复员转业处理。虽然在
1956年初已对此作了纠正，但已经迟了一些，这是很可惜的。
总干部部在1956年1月召开的全军任免组织工作会议上，针对当时在职
干部缺额数很大的情况提出了大胆提拔干部的方针。由于贯彻执行了这一方
针，在同年3月底以前基本上按编制配齐了干部。这个方针的提出，起了一
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提法上和执行过程中都有缺点。只强调“大胆提拔”
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果提“大胆而稳妥地提拔”就比较全面了。执行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主要是少数干部提拔不当和提拔干部过多造成干部超编。这些
都与我们提出的方针不够全面和对实际工作指导不够有关，这是应当引以为
训的。这件事，我在1957年初向彭德怀同志和军委写过信，承担了责任。信
的全文是“德怀同志并军委：关于一九五六年军队大胆提拨干部问题，这一
工作我是主持者和积极参加了的，出了很多主意，同时在总干部部就是由我
管理干部任免工作（因徐立清同志病）。如果在贯彻执行大胆提拨干部这一
方针发生了偏差和错误，当然我应负主要责任。听说军委正在召开扩大会议，
因我已调离军队工作，应该向军委说明这一点。宋任穷。一九五七年一月六
日”
三，安排大批干部转业、复员，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建国初期，一
方面国家进入经济建设的新阶段，需要补充大批干部；另一方面军队由战争
状态转入正规化建军时期，有一大批编余干部需要安排转业复员。这项工作，
党和国家十分重视。1950年7月，中共中央就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聂荣
臻为副主任的复员委员会，统一领导转业复员工作。全国从各大行政区、省、
专署到县、区、乡政府以及军内各级也都建立了复员委员会，专门负责转业、
复员工作。我到总干部部工作前，军队大批编余干部已基本上转业复员到了
地方工作。同时还有31个师和4个团集体转业到农林、水利、地质、石油、
建筑、交通等部门，参加社会主义生产建设。1955年实行军衔制以后，则是
按照军官服役条例的规定，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干部退出现役转业到地方工
作。这项工作的量很大，牵涉的问题也很多，但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而且
既符合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又符合国防建设的需要，因此进行得还是比较顺
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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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立预备役军官制度。建立预备役军官制度的目的在于，既能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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