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彭德怀同志无疑起了一定的保护作用，而对我们这些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
“左”的思想，头脑不够清醒的人泼了一瓢冷水。到1980年4月，小平同志
在一次谈话中又讲到庐山会议，他说：“1959年上半年，是在纠正 ‘左’的
错误。庐山会议前期还讨论经济工作。彭德怀同志的信一发下来，就转变风
向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政治局主席写信，
也是正常的。尽管彭德怀同志也有缺点，但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
的。”（注：引自中央党校出版社《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870页）
平稳有序地掌握生产技术
全面转移到自力更生的轨道
我们在庐山期间，关于苏共中央来信和我们分析研究的情况，我向彭老
总和聂老总作了汇报。彭老总由于在受批判，听完我们的汇报后，没有讲什
么意见。聂老总说，苏联不给，我们就自己搞。我说，我们一方面自己搞，
一方面要说他们不履行合同，继续向他们要。当时我还带了一份由刘杰亲笔
起草代中央拟的给苏共中央复信稿，在向周总理汇报时，请示总理要不要复
信，总理说，中央研究过了，我们不理他那一套。他不给，我们就自己动手，
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中央的决心很清楚，我们回来就抓
紧部署应变工作，并于当年12月制订了原子能事业八年规划纲要，提出“三
年突破，五年掌握，八年适当储备”的奋斗目标，动员干部和群众，发愤图
强，埋头苦干，把全部建设工作逐步转移到完全、彻底自力更生的轨道上来。
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不管有多大困难，也必须千方百计地
尽快把原子弹的核装料生产出来，把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搞出来。我们调整了
建设的战略部署，把在建项目分成一线、二线。一线就是铀生产线，其中包
括五个铀矿山和水冶、元件、六氟化铀、浓缩铀、铀冶金五个工厂。集中力
量打歼灭战，首先把铀生产线建起来，研制原子弹就有了核装料。二线是钚
生产线，建设刚起步，设计、设备等条件比较差，一时也上不去，就暂时调
整下来，继续积极准备，等待适当时机，创造条件再上。同时，为了争取时
间，铀生产线在正式工厂尚未建成投产之前，先利用研究所实验室搞了八个
简法生产装置，因陋就简，摸索前进，很快生产出合格的二氧化铀、四氟化
铀、六氟化铀，而且通过实践验证了工艺原理、条件、参数、设备性能和操
作规程，积累了生产经验，对于全面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提前掌
握生产技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时，苏共中央图谋撕毁协议，中止援助的事，还没有向他们的下属传
达。我们就利用这段时间差，采取了两个行动：一是抢建浓缩铀厂主工艺厂
房，搞好设备安装条件，紧逼苏方履行合同，交付设备。浓缩铀厂是生产原
子弹核装料的关键工厂，12月初，苏联专家到现场察看，估计至少还要一个
多月才能完工，结果我们用10几天时间就把主厂房抢上去了，而且又满足了
对清洁度的严格要求，迫使苏方不得不按时提供了主工艺设备，对于保证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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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铀厂顺利建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二是组织科技人员采取同苏联专家对口
学习的办法，千方百计把苏联专家的技术和资料学到手。
与此同时，我们抓紧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在核武器研究所后来的苏联
专家什么也不说的情况下，我们就组织朱光亚、邓稼先、陈能宽等科学家带
领一批新毕业分配来的大学生，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开展了自己的理论研
究和科学试验工作。一天，我和刘杰同志一起去核武器研究所，看到大家劲
头很大，干得不错，就对他们说，人家预言我们搞不成，我们要争口气。你
们都是搞流体力学和空气动力学的，你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这口气变成动力，
把我们的事业搞成功。 1960年以后，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等
一批老科学家和从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回来的周光召等年轻科学
家，陆续到核武器研究所工作。他们同全体科技人员一起，愤发图强，刻苦
钻研，英勇拼搏，百折不挠，为我国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作出了重大贡献，
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中当时还比较年轻的朱光亚、邓稼先、周光召等，后来
都成为我国国防科技工业部门和中国科学院的领导骨干。
为了核设备和新材料国产化，我们还抓了扩散机的核心部件分离膜，用
于矿浆吸附的离子交换树脂，用于密封垫圈、垫片的聚四氟乙烯，用于扩散
机的特种润滑油等核设备和新材料的试制工作，动用了中国科学院和各有关
工业部门以及大专院校的科研力量，形成全国的科技攻关协作网。其中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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