膜是气体扩散法生产浓缩铀的核心部件，当时苏联人称之为“关系社会主义
阵营安全”的机密技术，对我们控制特别严格，其金属配方和制造工艺对我
们只字不露。我们由钱三强主持，组织科学院、二机部、冶金部、纺织部、
上海复旦大学等研究单位协作攻关，用了两年多时间就攻下来，为浓缩铀自
力更生、稳定生产创造了条件。
总的说，这段时间我们的工作是紧张的，也是很有成效的。我们赶在赫
鲁晓夫集团还没有撕破脸皮，把中苏矛盾公开化之前，在思想上、组织上、
工作上、技术上做好了应变的准备，加速了自力更生的进程，争取到了主动
权，所以到1960年赫鲁晓夫公然背信弃义，撕毁协议，撤走专家的时候，我
国原子能事业建设没有因此造成混乱和停顿，比较稳当地过渡到全面、彻底
自力更生的轨道。
自力更生方针的伟大胜利，
1964年10月核试验成功
但是，苏联中止援助，撤走专家，毕竟也给我们造成了若干困难，影响
了一些建设进度，看不到这一点也是不切实际的。 1960年初，周总理领着
一些部长在广州学习政治经济学。学习结束后，毛主席约见我们几个部长，
康生也去了。康生一见我就谈起了什么时候能够爆炸原子弹的问题。我说，
苏联原来答应给我们的原子弹样品和资料现在不给了，部党组经过再三研
究，即使尽到最大努力，爆炸时间也得推迟到1964年。康生摆出一付“最革
命”的架势，说1964年爆炸迟了，还是应该1962年爆炸。康生讲了许多冠
冕堂皇的话，毛主席一直没有表示，最后只讲了一句话：康生，你去当二机
部部长吧。康生一听势头不对，便再也不吭声。康生明明知道1962年爆炸做
不到，却偏偏一再坚持，足见他不怀好意。以后的实践证明，确定在 1964
年爆炸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1960年7月，苏联政府搞突然袭击，一个照会就把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
全部撤走，随后又停止供应一切技术设备和资料。他们这种做法显然很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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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不少专家都表示不理解、不满意。我们一是请专家吃饭，二是开会欢
送，大讲中苏两国人民友谊。不少苏联专家与我们共事几年也确有感情了，
临走前用各种不同方式把有关的技术资料留给我们，这些资料对我们以后继
续进行未完工程建设是有一定帮助的。当然，苏联专家中也有少数表现不友
好的，有些应该给我们的资料也不给，装到包里又带回去了。他们说，“这
是对你们的毁灭性打击”，“再过两年你们只好卖废铜烂铁了”。“从此你
们将处于技术真空状态，估计20年后你们也搞不成原子弹”。然而他们的预
言完全错了，他们走后只过了四年，也就是1964年10月，我们就成功地爆
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当时，我在东北局，刘伟打电话告诉我下午3点钟爆炸，
我一直等着听广播，等到晚上新闻联播仍然没有听到报道。后来才知道，是
毛主席说不忙着发消息，一再要求核实是否真是核爆炸。并要求注意外国的
反映，等完全证实后再正式公布。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在全世界引起极
大的震动，全国人民和海外炎黄子孙莫不为之振奋、鼓舞。我在二机部工作
过4年多，曾经为此费过一些心思，作过一些努力，当然也感到特别高兴和
欣慰。
出色的领导者和群众共同奋斗
是我国核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
我在二机部工作期间，始终与刘杰同志合用一个办公室兼会议室，我们
合作得很好，党组同志之间的团结合作也很好。刘杰同志长期从事党的工作，
曾任察哈尔省委书记。1952年调到地质部，任副部长（李四光是部长）、党
组书记。1954年开始参与创办原子能事业，协助薄一波同志工作。1956年成
立三机部后，他是常务副部长，主持日常全面工作。他对原子能事业钻研较
深，考虑问题思路清楚，善于抓时机、抓关键，有效地推进事业发展。工作
刻苦、努力、扎实、细致，我是很满意的。
刘伟同志是江西兴国人，老红军，参加过长征，参加过淮海战役，长期
在军队工作，经受了战争的锻炼和考验。1955年他从公安部警卫局调到原子
能事业上来，先是抓苏联援助的一堆一器建设，对我国第一个原子能科研基
地建设有贡献。成立三机部后任副部长，分管基本建设和物资供应。工作有
魄力，善于决断问题。能够经常深入现场，重视工程质量，要求严格。
袁成隆同志，学生出身，参加革命后搞过文化工作、农村工作，担任过
德州地委书记和华东局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调入三机部前是中央二办地区工
作部组长。他热爱原子能事业，业务上比较钻研，工作热情很高，特别在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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