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许多人。朝阳、北票、建平也死了不少人。中央答应紧急调运2亿斤粮，
这2亿斤粮食，当时可是解决了大问题，不然真不知道要多饿死多少人。
如何使用好这2亿斤粮食，主管财经工作的马明方同志为此花费了很大
的心血。他几乎天天算过来算过去，筹划这部分粮食的分配方案，认为主要
应当用在春耕大忙时节。经过反复周密的计算，提出冬闲时一天补助3两，
实行“瓜菜代”，春耕时一天补助1斤到1.5斤。到1961年秋收时，我又一
次来到沈阳郊区的闵家窝棚，看到那里的情况有了明显变化，庄稼收成很好，
农民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实践证明，东北局采取的上述措施，是行之有效的。
缓解粮食紧张状况再一条重要措施，就是加速压缩城市人口、精简职工，
减少城镇粮食销量。这不仅是解决粮食问题的重要措施，而且也是调整国民
经济关系的重要措施。东北地区有组织有领导地动员还乡，基本上是从1961
年6月开始的。5月以前，全区减少城镇人口51万，大多数是自动离职的。
当时，中央要求东北地区在1961年和1962年压缩城镇人口360万，要求精
简职工225万。到1962年5月，全区共压缩城镇人口262万，精简职工220
万。此后，又继续压缩城镇人口80多万。两项数字接近完成中央的要求。经
过精简和压缩，使城镇人口比例得到下降，增加了农村劳动力，减少了城镇
粮食销量。仅1960年下半年就少销粮食3亿斤，减少工资等项开支近4亿元。
由于采取和实行多种措施，加上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从中央到
地方，党政军民同心同德，共渡难关，所以，尽管是天灾人祸，生活艰难，
但是人心还是稳定的，社会秩序也保持了基本稳定。最根本的是避免了人口
的大量死亡和逃荒，这就保证了农业生产的逐步恢复和发展。
六十年代初，党中央为了解决遭到严重破坏的农业，调动广大农民的生
产积极性，尽快地恢复农业生产，针对当时农村人民公社中破坏性最大的“共
产风”，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在东北
地区农村人民公社中，同样存在紧急指示信所指出的问题。在执行政策方面，
“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在郑州会议和上海会议后，许多地区仍然是时
起时伏，此起彼伏。特别是在上海会议后，由于在农村所有制过渡问题上的
超前设想和为创造过渡条件，各地方纷纷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
养猪场等，使得“共产风”比1958年更为严重地泛滥起来，破坏了以生产队
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损害了大集体下的小自
由。有些机关、企业、学校占用公社的土地、劳力、畜力等，用许多名目掩
盖“一平二调”的实质，我到辽宁、黑龙江农村，群众对此反映很强烈。肇
东县姜家公社群众编成顺口溜：“管理区有啥，公社要啥。公社用啥，就来
调啥。轻的调一半，重的连根拔。”富锦县的群众说：“办工厂”调原料，
调车马带绳套，办食堂调锅灶，大搞水利调木料，畜牧场调土地，银行扣款
当储蓄，交通设厂调机器”。在干部作风上，“浮夸风”、“命令风”、“特
殊风”和“瞎指挥风”比较普遍地存在，甚至放“假卫星”。群众对这些坏
作风最为痛恨。辽宁铁岭县大讥河群众作了一首诗讽刺说：“种地不由民，
生产乱调兵，草比苗还高，还喊产万斤”。“五风”对群众生产积极性和农
村民主生活危害最大。中央紧急指示信的贯彻执行，成为解决当时农村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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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存在的问题，调动群众积极性，保护和促进农业生产力
发展的关键。
1960年11月，毛主席在为党中央起草的《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
的指示》中提出：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
是个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
并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1961年3月广州会议上，中央又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
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就没有
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为的首要准则。为了解决东北地区
农村在执行政策上存在的各种问题，东北局书记处为贯彻广州会议精神，研
究确定：除在工业、商业、教育等工作方面进行调查外，在农村工作方面，
主要调查贯彻执行中央十二条指示信和试行人民公社六十条中的问题。特别
是反对两个平均主义中的问题以及农村商业和手工业问题。4月，我带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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