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调查组到辽宁阜新市进行工、农业两方面的调查。欧阳钦、黄火青、吴德
同志分别就近到黑龙江的宁安县、辽宁的盖平县和吉林的农安县进行农村调
查，同时也结合研究工业方面的问题。马明方和喻屏同志去大连进行财贸和
党的组织及干部工作的调查。东北局机关的正副部长也大部分带工作组下去
进行调查。这次调查活动，仅东北局机关就组成31个调查组，有139人参加。
我和冯纪新等同志在阜新农村进行调查，先后于5月9日和14日两次写信给
毛主席反映农村工作情况。仅就记忆，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一个是食堂问
题。我所去的阜新县富荣镇公社，大多数食堂办得不好，群众意见很大。不
少食堂停伙了，没停伙的也难以为继。基本问题有两个：一是吃不饱。富荣
镇六家子大队共有3个食堂，早午两餐每顿只能吃到一个不足4两粮的饽饽，
汤菜不多，晚餐喝稀的，没有菜。多数食堂代食品原料已用完，代食品也没
得吃。如果社员把粮领回家，掺一些野菜、榆树叶之类或有一点咸菜、大酱，
比在食堂还能吃得饱一点；二是“三沾”受不了。炊事员、管理员、粮食加
工员等多吃多占，社员吃不到应得的口粮，群众极为气愤地说：“一天8两
粮，吃到肚子里7两就差不离”。此外，群众对办食堂不便于养猪、养鸡也
有不少意见。办食堂，把柴草都集中到食堂，不让群众在家做饭，病人、老
人和妇女、孩子都不方便，尤其是冬季天冷不能烧炕，群众意见最大。这个
富荣镇公社3月份还有73个食堂，入伙人数7600多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
四十一。进入5月，只剩下4个食堂，入伙人数只占百分之一点九。生产队
干部说：“食堂办也不好，不办也不好，群众不愿办，上边硬让办，队干部
真难办。”至于如何解决，当时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思想不解放，所提出
的意见仍然跳不出管理工作的范围。实际上，办食堂是脱离群众生活和生产
实际的，既不利于生产，又不方便生活，许多食堂停办是实事求是的，是有
道理的。再一个是实行供给制问题。以经济水平中等的富荣镇土地营子生产
队为例，1958至1960年3年来，供给部分的比重，1958年是百分之五十三
点六，1959年是百分之六十九点四，1960年是百分之六十点七。由于供给比
例过大，劳力强、工分多的社员收入不多，劳力弱、工分少的社员收入不少，
破坏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所以，正确解决社员收入中供给制部分，
是纠正社员之间平均主义的重要环节。第三是关于牲畜问题。调查中，感到
突出的是保护畜力的问题。对此，困难时期一般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致因
饲料不足、饲养不好，牲畜普遍瘦弱，冬季寒潮一来，有不少地方死了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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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耕畜保膘复壮是个大问题。我在农村调查见到有些生产队对牲畜饲养已
建立了奖励制度，但是责任制尚未普遍建立，特别是没有把责任落实到个人
身上。对此，我在几个地方和干部、群众交谈，或在一定的会议上，提倡生
产队或社员饲养要建立责任制和使役、饲养、繁殖奖励制度，对散牛、猎、
羊的饲养，改变过分集中，多下放给社员分散饲养，这样可多积肥，群众的
饲养积极性也高。当时，许多同志都赞成这个意见，认为我对这件事抓得好，
我也开玩笑说我到处“吹牛拍马”。可是“文革”中间，这件事却成了我只
抓生产，不抓阶级斗争的一条罪状。我向毛主席反映的情况还有一个林木问
题。我到阜新、朝阳、锦州几个地区，都没有见到成片的成材林，荒山不少，
零星的林木各地都有，但树木破坏很多，树皮被剥光了。群众房前屋后和自
留地里的树木却完好无损，这说明和所有制不无关系。有的则是管理的问题。
我建议对树木分别情况确定所有制和合理的育林政策。还提出，东北地区荒
山、河滩不少，划定自留山，群众极为拥护。实行自留山政策，不要几年，
荒山就可以长出“毛毛”，既可以保持水土，又可解决部分烧柴。在农村调
查的基础上，东北局集体讨论时，大家针对东北农村的具体情况，归纳出十
二个字，就是治山治水，植树造林，养猪积肥。后来不少地方在这方面做出
了显著成绩，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在“文革”中，这一条也被批
判是违背了毛主席的“八字方针”。
之后，强晓初、徐元泉同志带了一个组到东北三省的平原地区进行调查，
他们认为平原地区只搞农业不行，要搞多种经营，要搞林木，搞手工业。东
北局听了汇报后，赞成他们的意见。
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确实像毛主席讲的，领导上做到了心中有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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